“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析——基于我国《宪法》第57条的讨论及其展开

我国《宪法》第57条表述的歧义,是导致"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澄清该伪命题需要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置于整个我国《宪法》文本和我国公权力体系中进行考察。就国家机构权力体系而言,最高国家权力统一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国家公权力体系而言,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权力最终统一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党的领导权得到宪法确认,党内法规是受宪法支持的我国公权力规范的组成部分,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法定职权与党的领导权都是宪法确认的我国公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对国家主权的共同行使。"最高家权力机关"法定职权与党的领导权内容和范围不同,权力运行机制不同。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需要有与其地位、职权与功能相匹配的权威性标识。

加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在通过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指出:“会议要求常务委员会吏好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加强对宪法法律的实施的监督。”因此,如何保障和加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农民工将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新代表

在3月8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受常委会委托，作了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值得期待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有关规定,我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草案说明时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四权”的区分标准

“四权”分类是认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传统框架,但“四权”的内涵与相互之间的界限一直未能厘清,从而造成权力行使后的权力依据识别困难和权力无法规范行使等问题。为使“四权”分类能够成为清晰的学术和法律概念,应当以同类权力有同类法律效果和同类行使要求的标准重新界定“四权”。立法权是制定法律的权力,其核心特征是创制性,权力行使的法律效果是创设法律;监督权是判断国家机构行使权力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规范并作出处置的权力,其核心特征是法定性和判断性;任免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人事任免的权力,其核心特征是法定性和人事性;重大事项决定权只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无法归入前述三种权力的各项职权的兜底性称谓,其核心特征是法定性和兜底性。后三类权力行使的法律效果,依据规定该三类权力的宪法和法律规范判断。为免争议,应当通过完善议事规则,使每一类权力的行使均有清晰的外在形式识别特征。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一、问题的提出:全国人大的权力是否有宪法界限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62条具体列举了全国人大享有的职权,涵盖了诸多方面,该条第16项更进行了兜底式的概括授权,规定其可以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使全国人大不被列举式授权所限,而可以在更多事项中以更多种方式行使权力。

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说理

宪法说理是宪法涵义阐明的逻辑过程和基本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宪法实施要解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目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该通过宪法说理经常性输出宪法内涵,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内涵输出机制。宪法说理有利于反复确认"适格"的宪法内涵输出中心,激发"活的宪法"的内生动力,也有利于为其他主体进行宪法说理提供依据。宪法说理类型多样,说理结构有所不同。其中,职权行使的宪法依据说理可以概括为政治正当性、宪法文本依据、宪法与特定部门法关系以及程序合宪等四个基本说理要素。宪法说理的规范化可以为其他社会主体运用宪法提供概念体系、分析逻辑、论证方法,从而全面提高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法效能。

发生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变化——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采访日记

立法要走群众路线８月２４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午九时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较多，上午的议程之一是听取关于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于这是九届人大以来第一部经新闻媒体公布向全民征求修改意见的法律草案，所以备受关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首次引入"外脑"助力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是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方式。如何让这一监督方式更具权威、更有力度?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中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借用"外脑"推动人大监督提质增效,增强科学性、提高权威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发言人 透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重大信号

8月21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发言人记者会,发言人臧铁伟首次亮相:'各位记者朋友,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臧铁伟,按照工作安排,法工委建立发言人机制,由我和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来担任发言人。'近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些部门的发言人相继亮相。8月17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首度发声,对美国议员涉港错误言论作出回应。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专题询问“两高”

近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迎来了一场不同以往的专题询问会。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两高”工作开展专题询问。8位常委会委员、3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负责人，一一作答。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新一届组成人员

2963名全国人大代表在1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tr伞吲人火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张德江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建国、王畦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当选为副委员长，王晨同时被选为秘书长。

依法治国必须以法规范国家权力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一任务，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家权力要不要以法制来规范？如何进行规范？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依法...

试论国家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上下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指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到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系统中紧密相接的上下一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对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说,尤其重要,是直接关系到它们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位置,积极主动行使职权,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自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常委会以来就提出来了。但至今尚未解决。

浅谈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几种关系

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充分发挥,除了有赖于人大制度本身的健全,人大代表素质的提高,理顺人大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外,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与共产党的关系。笔者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与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二是人大的人事选举权、罢免权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权的关系;三是人大的立法权及其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与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权的关系;四是人大的监督权与共产党的监督权的关系。本文拟就上述四种关系作一浅要探讨。 一、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与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学年论文)

(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由我们国家这一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必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理一分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差异化构造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同质化理解忽略了宪法文本的差异,也会造成“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全国人大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其宪法监督权建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大可通过多种方式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宪法监督是其中一项,在类型上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的优越地位,也有权开展政治控制型的宪法监督。1982年《宪法》特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限,使得常委会得以独占性地开展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属于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它的依据是宪法的规范效力。应注重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差异,推进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共同保障宪法实施。

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当前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存在授权主体范围扩张的问题。以往位阶理论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纵向立法授权行为的性质和规范要求。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其实质依据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制定权,形式依据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性职权条款,主观正当性支持则源于“两个积极性”原则。权限基础、民主要求和宪法惯例表明,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但是,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与宪法原旨不符。《立法法》应当遵循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合宪性要求,并根据规范化、体系化要求完善当前第八十四条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