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第一学历、最高学历与企业创新

以我国2007~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第一学历、最高学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第一学历毕业于"985"高校的企业创新显著更多;最高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高管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学历层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学历为普通本科的高管;董事长学历特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强于CEO。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高管的第一学历、最高学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985"重点高校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企业看重员工教育背景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合理解释,为不同所有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合理任用高管、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两院院士最高学历的文化地理特征分析

本文在建立2001年~2015年两院增选院士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考察了院士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得地的文化地理分布特点：北京、上海、江苏是院士国内最高学历（位）的主要获得地,院士多在北方取得国内最高学历（位）,且东多西少;北方方言区和燕赵文化区是院士国内最高学历（位）的主要获得地吴方言区人均院士密度最大。院士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得地与我国高校（特别是＂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分布规律极为吻合。

新疆三地区城乡居民最高教育学历的调查分析——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

为了了解当前新疆城乡居民最高教育学历的分布,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新疆大开发,项目组对乌鲁木齐、塔城地区、喀什地区8市县16周岁以上的1534名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运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了社会问卷调查。该文首先描述了三地区城乡居民最高教育学历的总体分布,其次通过对问卷数据的交互分析反映出新疆城乡居民最高教育学历存在着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性别差异和族别差异,再次对有关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性假设检验,最后得到本调查的主要结论,提出促进新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

教师个体专业素质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基于哈尔滨市典型中学的调查

为深入了解教师个体专业素质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采用教师的教学年限、最高学历和专业知识代表教师个体专业素质,用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期末考试成绩代表学习成绩,对哈尔滨市典型中学的学生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深入考察教师个体专业素质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多名高专业素质教师教授的学生更有可能取得更高的学习成绩。基于教师个体专业素质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研究结果对我国的教师培养、资格认定和分配政策的改革及学校用人制度建设均有重要意义。

教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初步证据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是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从总体、长期层面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的核心,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提高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教育。通过分享优质、公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广大民众才能提高人力资本和收入能力,获得根本、可持续的共同富裕。面向2035,教育工作应该如何助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呈现了中等收入者比重随最高学历的变化趋势,三大收入层次群体内部各类学历人群比例,各学历组中等收入者比重随调查年份、毕业年限的变化趋势,为中国教育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提供初步证据。同时利用美国家庭收入追踪调查数据(PSID),分析了1976—1982年美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过程中,各学历组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变化趋势,为实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提供参考。最后基于研究结果,为通过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设计与实现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

“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结合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对“慢就业”现象及教育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将“慢就业”和“尼特族”视为青年完成最高学历教育后的分化表现。研究发现:在完成最高学历教育的青年中,“慢就业”者所占比例为27.47%,从未就业的“尼特族”比例为6.42%,目前无业的“尼特族”比例为14.93%。平均稳定初职获得时间为2.63年(标准差3.65年)。教育对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具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不仅更快获得稳定初职,初职获得时间的同教育层次群体内差异也更小。完成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青年的初职获得平均时间分别为3.99年(标准差4.30年)、2.25年(标准差3.01年)和1.04年(标准差2.04年)。近年来出现的“慢就业”现象更可能是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获得者对较低层次教育获得者的职场挤出结果。要更充分理解青年的“慢就业”现象,应将视野扩展为不同学历层次教育青年,而不只是聚焦于高校毕业生群体。

存在、时效与合理?——信号筛选视角下对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教育信号三重特性的实证检验

博士学位普及化背景下,我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开始利用更多元的教育信号,如第一学历、最高学历的毕业院校来进行人才筛选。基于信号筛选理论,本文通过对全国28所公立高校1683位研究生学历的专任教师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t回归、系数集束化和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对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教育信号的存在性、时效性和合理性的三重属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根据多重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教育信号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高校最初通过学历、家庭背景等信号来筛选人才。当所有人的学历趋同时,学历信号的筛选作用减小直至失效。高校开始依次提高教师的最高学历、第一学历要求来继续进行人才筛选。但第一学历对论文总数和中文论文发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外文论文的发表有显著影响。因此,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新背景下,虽然根据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