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最高额抵押权的困境及对策

船舶最高额抵押权是以《海商法》第3条所规定的船舶为客体设立的、在预定的最高限额内以担保将来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权的清偿为目的的特殊抵押权。《海商法》并未对船舶最高额抵押权专设条文规范,但实务及司法均对其持肯定态度,并适用《物权法》《民法典》中关于动产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但船舶最高额抵押权也存在一定困境,主要体现为船舶优先权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当主债权在因船舶被扣押而确定时,《民法典》所采取的主观标准难以契合船舶扣押的实践情况。可以通过建立船舶优先权信息披露制度、明确船舶最高额抵押权主债权因船舶扣押而确定的客观标准及抵押权人的保护路径等方法,解决前述困境。

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兼评指导案例95号

按照指导案例95号,将既有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范围的,未经登记亦有物权效力,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指导案例并非将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模式改变为登记对抗要件主义,而是对概括最高额抵押权之否定立场进行缓和,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最高额抵押权的优势。特定债权的转入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变更,其与债权确定期间的变更、债务人基准的变更一样,都不需要后顺位抵押权人等第三人同意,因为不会破坏这类第三人的信赖基础。债权范围的变更遵循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其效力与登记无关,只不过当事人不得将非基于正常交易关系产生的债权纳入担保范围,给第三人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害。这一裁判规则不得类推适用于最高额抵押权的决算期变更、债务人基准变更,为保护不特定第三人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是否已确定的信赖,这些事项的变更只有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前办理登记,才能产生物权效力。

论最高额抵押权的决算与实现问题

抵押权是债权的重要担保方式之一,不过抵押权正在从单纯的债权保全功能向融资功能演进,最高额抵押权则是此项演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担保法对其决算与实现的规范相当简陋,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依据。我国应借鉴日本民法的相关规范来完善我国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

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修正及缺陷完善——兼评《物权法》第203条至第207条

《物权法》在《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修正了最高额抵押权制度,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分析我国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相关立法与修正,以及现存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针对以上缺陷,并充分借鉴国外的成功立法,依据国情,从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设立、变更、效力、实现与限制和利益平衡等角度,对之进行完善。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研究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是指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权,因一定事由的发生,归于具体特定而言。出于保护利害关系人利益和确定优先受偿的债权数额,最高额抵押权需要确定。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后所担保的债权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浅谈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

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在抵押权设立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数额,只是确定了最高额或一定期间。所担保的债权额的确定,不仅决定着抵押权人得优先受偿的价值额,而且直接影响着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论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

最高额抵押权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抵押担保。我国《担保法》对此的规定存在不严密不合理之处,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行。若能在担保债权、合同变更、抵押权的处分等方面规定得更细密合理,将对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的利益都是一种保护。

最高额抵押权的基本内涵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最高额抵押权制度从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在社会经济中,最高额抵押权不同于一般普通的抵押权,相比于普通抵押权有着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最高额抵押权在立法上不可过于严苛,在司法上也不可执行得过死,以促进这一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

贯彻《物权法》 破解“抵押难”——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运用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它在进一步明晰物权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创新和完善了担保抵押制度,对将担保抵押作为风险防范基本措施的银行业来说,学习和贯彻《物权法》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本文对银行业在业务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额抵押权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最高额抵押权决算与实现问题探析

抵押权是债权的重要担保方式之一,最高额抵押权则是抵押权中的一种。我国担保法对决算与实现的规范相当简陋,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依据。我国应借鉴日本民法的相关规范来完善我国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

论房地产最高额抵押权

最高额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经抵押财产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最高额抵押权有无从属性、不特定性等特征。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对最高额抵押权内容进行变更,但变更的内容不得对其他抵押人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最高额抵押权之法理基础

我国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抵押权附随性、特定性缓和理论。日本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除了具有保全债权的功能外,还具有更为强大的投资、融资功能,而我国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在这方面存在制度缺失。我国最高额抵押权制度应适应担保法发展为融资工具之趋势。

债权加入未经登记对最高额抵押权效力之影响——兼评指导案例95号

债权加入是否需要办理最高额抵押权之变更登记,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债权加入之时点进行判断。债权加入发生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后,若加入后之债权总额仍在最高债权限额内,虽未办理变更登记,亦不影响最高额抵押权之效力。债权加入后之债权总额未逾越最高债权限额时,对利害关系人之利益不生影响,债权加入后之债权总额逾越最高债权限额时,未经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不应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最高额抵押权变更探析

最高额抵押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抵押权,对其变更的讨论应是建立在对其从属性的探讨之上,而对于最高额抵押权从属性的讨论自《物权法》修订至今已形成多种学说,笔者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新模型,认为决定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基础因素共有三类四种,最高限额、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债权确定期间。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不同因素对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影响。

日本最高额抵押权研究

最高额抵押权作为抵押权的一种在中日民法中皆有规定。随着银行交易的愈加频繁,对已有债权进行一次性担保的抵押权已不能满足实务上的需要,故在最高限额内对将来一定期间内连续性交易产生的债权进行担保的最高额抵押权开始被广泛地利用。将复数的债权一起进行担保,能够提高效率且减少成本,能充分适应飞速发展的经济。

房地产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登记

抵押作为债的一种物权担保形式,早在古希腊的法制中就有所涉及,到公元前夕的共和国时期末叶,古罗马引进希腊法制,在罗马法中形成了抵押制度,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而,作为抵押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最高额抵押制度,则产生于近代。一般认为,最高额抵押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中开始显露端倪;在《德国民法典》中得到确定;直至1971年(即日本昭和四十六年),日本的第九十九号法律在《日本民法典》中追加了“最高额抵押”一节,即第398条之2～22,共有21个支条,46项规定,加之单行法规《不动产登记法》的相应规定(其中第117条,119条之5～8涉及最高额抵押登记),从而使最高额抵押制度得到了发展。在我国,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即民国17年)开始在未施行的《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于1929年(即民国18年)10月10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没有对最高额抵押作出规定。

最高额抵押权部分转让中的一个问题

某市不动产登记机构询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74条在规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转让而转移时,有一种情形是原抵押权人与受让人共同享有最高额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部分转移以后,原来的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共同地作为抵押权人。我们注意到《民法典》第310条规定了“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那共同拥有抵押权是否就是共有?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对共有份额是否应当明确?能否有约定依照约定、没有约定按照共同共有登记?

浅谈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以指导性案例95号为例

最高额抵押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抵押担保方法,是民商事主体在金融交易或企业融资活动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抵押担保的方法。它的出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由于我国对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还不完善,仍存有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和争议。本文以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95号为索引,简要论述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发生的债权你转入该抵押担保范围,未经登记是否对债权人和担保人发生效力。并指出95号案例发布后对司法实践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