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圆瑛法师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圆瑛法师沿着汉传佛教“融儒入佛”“会通佛儒”的中国化路径,以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思想及其“博施济众”的救世精神,来诠释大乘菩萨“自利利他”“利生救世”的慈悲之道,并立足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现实处境,对佛、儒二教的经典教义加以契理契机的发展与会通。他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而且体现了爱国爱教爱和平的情怀、不存门户之见的包容态度、关注现实人间福祉的人本主义等时代意义。

佛教对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会通与超越

佛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西方深层生态学存在会通及超越之处。一方面,佛教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依正不二”的生态整体论、“无情有性、珍爱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及“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生态平等论,与西方深层生态学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佛教中缘起与假名、真如与现象的辩证论述,更是实现了对深层生态学理论缺陷的总体性超越。将二者比较研究既符合当前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发展趋势,又可在视域融合中确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主题,为建构佛教环境伦理学及环境哲学提供崭新的致思路向。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会通孟荀的儒学典范:罗献修《荀子讲义》探析

罗献修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家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经学教授,著有《尚书大义述》《周礼学》《荀子讲义》等。其《荀子讲义》认为,荀子言“性恶”或系误会,孟荀并非截然相对。其主要观点有四:1.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子之力为多;2.人或误会荀子性恶缘于见“伪”不明;3.孟荀之学殊途同归,当会其通;4.荀子深于礼,其学说、治法皆以礼为本。罗献修是民国时期会通孟荀的典型代表,其会通思路与治学方法可为当下统合孟荀提供有益参考。

王道《老子亿》之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道的《老子亿》是明代以儒解老的注老代表作之一,反映出明代儒道关系的新局面。王道以儒家之“允执厥中”来阐明老子哲学的治国理政意蕴,并进一步以儒家之“为政以德”来诠释“无为”之治的内在逻辑,由此达到会通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目的。对于《老子》书中“绝仁弃义”之论,他以儒家之《易》来发明“道德”与“仁义”之关系,并提出“仁义虽下于道德,而犹出于中心之实然也”,由此化解了“道德”与“仁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老子亿》中对以往以儒拒道的愚民说、权诈说、空无说等观点进行了驳斥,通过对老子学说的正名来消解儒道对立论。

五台山高僧镇澄《道德经集解》中的三教会通思想探析

镇澄之《道德经集解》为现存明代佛教老子学的重要文献。以《道德经集解》为据,探析镇澄如何通过注老的方式来会通三教思想。一方面,镇澄摒弃了以儒拒道的立场,在注解中消解了历来的“愚民”说、“绝仁弃义”说与“权诈”说对老学的批评,同时更是视老学为儒学的同向超越。另一方面,镇澄以佛学思想来注解老子的“无名”与“无为”,将其判为禅宗的“教外别传”,从而以佛学来融摄老学。因而,镇澄注老的旨归无疑是以会通为主,展现出明代佛教对三教关系的回应。

中西家庭教育理念的相通——以家庭教育思想的两次发展为线索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理念在先秦时期和隋唐宋时期出现了突破性发展,西方古代的家庭教育理念在古希腊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西方两次思想发展对当代家庭教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中西方在社会结构、社会思想体系等方面差异显著,但贯穿个人精神和成长发展的家庭教育理念有不少相通之处,主要体现为家庭教育目的、内容和手段三个层面的会通,为当今家庭教育实践和个体社会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以梁漱溟文化创造两种路径转向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今中国所必然要回答的问题,梁漱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则可以提供良好的经验。梁漱溟作为“最后的儒家”,他的思想在建国之后进行了转变,由最早的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到最后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沟通。这一思想的转变,鲜明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创造路径转向之中。这两种路径的转向体现了梁漱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努力,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伊儒会通为例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逾千年,在共生互动的漫长历史中,伊斯兰教信仰者群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考察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儒家文化的融汇学习,以及儒家士大夫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探析双方的交流互通及其历史经验,指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穆斯林构建起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建立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共享的文化意识。伊儒会通活动对当代中国穆斯林认同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认同伟大祖国,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造园如作诗文”:中国园林营构与文学创作的会通

中国园林和文学孕育于同一文化土壤,园林构筑与文学创作之间亦会通互渗。“有法无式”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基本准则,文学创作提倡“活法”,反对“死法”,园林营构反对模拟蹈袭,倡导新创与因地制宜。“以少总多”作为中国艺术创作的本质性规定,是中国古人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园林构筑也试图在有限空间造无限幽境。作为艺术手法的虚实互见是创构意境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学创作强调虚实结合生无限意境,虚实相济更是造园的根本法则,尤其体现在中国园林构筑贵“曲”之上。

《会通汉语》教材中人物形象设计研究

国际汉语教材不仅是海内外学习者学习的主要媒介,而且是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教材中的人物不仅是语言材料的载体,更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实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辅助力量。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其开展的研究却非常少。笔者选取《会通汉语》作为研究对象,对该套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总结其人物形象设计的特点,此为基础对国际汉语教材中人物形象设计提出建议:人物性格需更加丰满与真实;重视汉语教材中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连续性;人物形象的构建兼顾虚拟性与真实性;塑造的人物形象要具有跨文化交际性。

张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原始会通及其对理学和道论的超越

张载哲学与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十分接近,但二者叩问的方式不一样,致思的方式不一样,知识的体系不一样,推理的方式不一样,而最重要的是,立论的基础不一样,结论的目标不一样。以张载哲学为分水岭,可以把北宋以前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原生态阶段或自发阶段,把北宋以后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自觉阶段。张载哲学超越了理学和道论,隐含着中国哲学自由发展的趋势,这种自由阶段既是中国哲学自我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外哲学交流融通的历史结果。在思维差异中能够获得文化自信,在理论协同中能够获得价值认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中国美学古今会通的现实途径

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追求。特别是对于审美的追求,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人们的对于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生活品质的提高上,更表明整个社会群体对于美学的思想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美学的全面复兴同样为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带来了诸多困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古今美学的会通问题。为了消除这一困扰,国内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门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首先是对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概念界定重新进行了梳理,其次是在多元美学并存问题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些理论成果能够有效避免当前的美学研究由于盲目扩张而走向没落的境地。所以,文章采用了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方式,收集了大量关于古今美学研究论述,并通过系统深入地理论分析,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搭建起桥梁纽带,最终实现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融会贯通。

牟宗三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牟宗三自觉地把吸收科学、民主思想作为儒家学术第三期发展的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他追溯科学由以产生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时深入探析中国文化的特质,形成了中西会通的科学观。他最初把科学理解为知性之能,后来又基于两层存有论,进一步将科学的本质理解为识心之执。随着他对科学本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其良知坎陷论也经历了“坎陷论”“开出论”“存有论”三阶段的发展,良知与科学的关系最终得以澄清。“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的“三统并建”是牟宗三中西会通科学观的归宿。他从现代文明的高度审视科学,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对立与互通:中西艺术理论比照下的“诗画优劣论”

在中西方的艺术理论和美学史上,有关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孰优孰劣的论争一直存在。从古希腊时期“视觉优先”观点的奠基,到西方近代美学界对诗与画不同表现形式和审美特质的区别与辨析,均体现出上述论争的脉络。论争的实质在于艺术真实性的追寻与讨论。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和美学在有关诗画优劣的讨论中所贡献的诗画“会通”观点,则为超越感官对立的“诗画优劣论”提供了重要启迪。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观上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发展,与它和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内在契合有着密切关系。在人性观层面,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三点会通。它们都认为:人性是预成和生成的辩证统一;重视人的实践向度;认为个人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点会通之间又有着内在联系,由于人性是预成和生成的辩证统一,社会与个人才能相互影响,而实践是联系二者的桥梁,是实践本性使得个人的预成天性得以发挥出来作用于社会整体,反过来在实践中个人也被社会整体所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