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水平,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对策,权变选择合适的配置资源手段,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功能区别在于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不同,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性”,“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有为政府”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了保障,“有效市场”的介入对“有能集体”的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有效市场”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有能集体”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又积极响应“有为政府”农村减贫支持性政策的号召,最终共同推动脱贫地区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利用。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应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应该发挥“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的作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换。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激活农村发展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有能集体”整合协调农村内部自有资源与外部投入资源,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统”的功能。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资源全面激活、更易获取、充分利用,使之顺应相对贫困治理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探析

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演变路径表明,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需要市场发挥作用。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进入新阶段,政府主导模式已经不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必须由“政府主导”模式向“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模式转变,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逻辑与价值共创

协同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作为国家治理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然而,组织间的互动逻辑、交互关系与价值创造效应在新发展格局下还有待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呈现出传导、聚变、耦合的递进交互的演进过程;“价值链接”“制度嵌入”“技术契合”是演进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和驱动协同的三大关键要素,由此可将协同关系概括为“三合”,即融合(价值链接)、整合(制度嵌入)与契合(技术契合)。进一步构建协同要素矩阵模型后发现,二者协同具有非线性叠加效应、自组织效应和协同网络共生价值效应。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企业过度投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为了明晰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资源配置过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以及对市场环境变化更加敏感的企业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3)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而官员考核体系转变则削弱了上述负向关系。(4)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抑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

培育科技型企业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视角

科技型企业是科技与经济最紧密的结合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培育科技型企业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举措,可以提升创新链和产业链水平,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赶超式发展。溯源科技型企业培育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要求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微观企业成长存在内部资源与能力约束,仅依靠市场导向也会导致企业缺少持续创新动力,因此培育科技型企业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也应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从二者协同视角,研究培育科技型企业的作用机理,探索“战略导向+市场导向”的科技领军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元培育路径,加强创新引领与协同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政策如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城市群战略是其重要政策安排。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构建城市群政策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11个国家级城市群政策数据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具体而言: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机制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增强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环境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促进政府决策行动协同、产业分工空间布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交通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该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政策提供了启示。

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路径研究——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视角

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视角出发,矿产资源供给保障的技术逻辑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共同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呈现“一高三低”现象,即高资源收益、低勘查投入、低矿业权供给、低矿产品自给,反映出我国矿产资源要素配置水平尚难以满足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尤其在政府管理能力、市场体系建设、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等方面的短板日益明显。基于此,文章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供给的要求,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耦合作用下资源供给安全的实现路径:①加强矿业权及相关要素供给能力;②积极培育风险勘查市场体系;③注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沟通协调机制;④合理调整各主体间的收益分配。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推动新时代水利高质量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阐释水治理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从水资源、水利项目、水利投资三个方面,对水利领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趋势作出研判,分析水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围绕构建动态双向的供需平衡机制、分类分档的水价形成机制、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公开透明的风险防控机制等四大机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思路和对策,为深化水利改革、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有为政府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前瞻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基于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与要求形成的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系统概括,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高度发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的发展模式。政府治理现代化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政府治理高质量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又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有为政府是政府改革的理想图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通过联结政党、政府、市场与人民构成完整链条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要素,有为政府以政党理念宗旨为指引、以政府高效履职为保障、以鼓励科技创新为手段、以培育高品质需求为目标推动理念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质量变革,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政务服务增值:有为政府的价值推进与深化策略

优化政务服务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在要求。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增强政府服务力、提升企业与人民群众获得感为核心的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正于浙江、山东等地萌发。它延续了有为政府理念指引下我国历次政务服务改革的脉络与趋势,通过提供政府法定职责以外的额外衍生服务实现了对便捷主义范式的突破,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化方向迭代升级。未来,应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强化政策供给,通过提升企业与人民群众体验感和发挥科技赋能作用,实现改革再深化,打造“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

后发型现代化视域下的“有为政府”:意义、内涵与路径

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后发型国家迈入现代化是一个重大课题。过去正确利用政府作用,形成后发优势是后发型国家的宝贵经验,未来构建一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纠正市场失灵、厘清自身与市场边界的“有为政府”,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是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兼顾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必由之路。后发型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止重大金融风险。

有为政府如何接受司法监督?——研究框架、中国实践与研究展望

通过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关于公共行政接受司法监督的文献(1945—2022年),本文提炼司法监督公共行政之“驱动因素-监督模式-监督效果”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我国法治建设历程,进一步展现公共行政接受司法监督的中国实践。围绕这一议题,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应系统地利用实证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包括构建专门指标测量关键概念,借助数字技术拓展数据来源,引进前沿方法完善因果论述;并应以中国改革经验发展理论框架,包括从整体维度分析驱动司法监督的各影响因素,扩展司法-行政建设性关系视角,并以政治回应、行政绩效、权利保护三个维度综合评估司法监督效果。

城市转型中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实践路径——基于“淄博烧烤”的案例研究

“淄博烧烤”为城市转型提供契机,使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带动了淄博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将烧烤产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分析成功的原因。研究认为,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依据当地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着力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更好地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

以“有为政府”支撑“有效市场”打造铜川最优营商环境

文章以陕西省铜川市3区1县以及主要工业园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铜川市营商环境的调研,分析了当前铜川市营商环境的基本情况,并探讨了铜川作为小型城市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意义,从而从政务环境、政策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境、政商环境五个方面总结提炼出像铜川市这样的小城市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有为政府: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为政府打破了“政府最佳模式等于大政府还是等于小政府”的迷思,给出了实现更好政府治理的模式,承担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履行着相应的现代化建设职能与责任,适应了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有为政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有为政府的能动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根底,有为政府的人民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为政府的协同性适应了中国整体协调发展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有为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在于加强党对政府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行政改革,构建政府—社会—市场间的协作治理机制,以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质效。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基于扩展版NCA与QCA的混合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能否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将决定共同富裕推进成效。鉴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聚合为复杂系统,基于组态理论,运用扩展版NCA和QCA方法探究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对共同富裕的复杂作用关系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技术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和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共同富裕具有必要性效应,要素市场化和政府与市场关系还具有同等程度的充分性效应;(2)产生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路径分别为“技术进步型市场驱动”“市场整合—税制均衡”型协同增效和“财税分配型政府有为”三类;(3)有为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服务”和分配调节提高共同度水平,有效市场主要通过要素市场化提高富裕度水平;(4)共同富裕路径还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依靠发达的要素市场以“有效市场”推进共同富裕,而中西部地区凭借税收调配和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有为政府”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政府+市场”和共同富裕领域的研究,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探索

本文针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下县域经济发展矛盾展开分析,内容包括工业企业运行矛盾、外贸进出口压力较大、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等,针对得到的分析结果,拟定了保证目标顺利落实、做好全域纳统管理、加强项目投资管理、做好外贸管理工作、持续促进消费内需、加大民生投入力度、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激活市场比较优势等策略,其目的在于积累相应的管理经验,有序推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简释与启示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如何更多助力政府发挥作用,更好体现市场作为,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是新时期政策性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有效市场理论与有为政府的内涵及两者辩证关系等基本原理作进一步阐释和分析,提出政策性银行在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中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融合的路径,为政策性银行深化改革与转变职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