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

中国思想在1840年之后,进入典范转移阶段。然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形成之前,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原有的概念注入新的观念和内容的方式来融合新知,这一点从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的重新理解可以看出。通过将平等、公正等价值输入,儒家的思想有了新的面向。

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孔子在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康有为论老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

康有为眼中的汉唐哲学既包括孔学,也包括老学。不仅如此,从学派林立、传播之盛来说,老学在汉唐哲学中的势力甚至超过了孔学。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不仅将老学视为汉唐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将汉唐时期视为老学的大盛时期。为了证明这一点,康有为在对汉唐哲学的审视中关注老学的存在和传播,不仅为老学找到了兵家、刑名家、道家和玄学等新形态,而且从各个角度印证了老学在这一时期的盛行。

近代教育家康有为论教师

康有为是一位近代教育家,在《大同书》及其它著述言论中将教育与国富民强的社会政治结合起来,教师的作用及要求,选择与培养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力等作为新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受到了充分的关注,他的观点对当今教师教育仍有一定意义。

康有为论墨学与西学的关系

作为较早对墨学进行诠释的近代哲学家,康有为对墨学的阐发是多维的,其中,与西学的关系是他研究墨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对墨子以及墨子后学的思想与西学、墨教与耶教的反复比较中,康有为极力彰显彼此之间的相近、相似乃至绝似。一方面,肯定国学与西学相合是康有为的一贯主张,不唯墨子和墨学,孔子和孔学以及老学等在他那里都与西学互释,并被认定为相合;另一方面,康有为对各家与西学相合内容的具体认定各不相同,对墨学与西学关系的认定不可与他对孔学与西学关系的认定同日而语,并且流露出康有为对待墨学的矛盾心理。

康有为论朱熹在宋学中的位置

早年的康有为尊崇朱熹,对朱熹倍加推崇和关注。在提升朱熹地位的过程中,康有为着力辨析朱熹以及朱学在宋学中的位置。就朱学在宋学中的地位而言,康有为的关注和勾勒从抽象的包括两宋的宋学与具体的南宋之学两个不同维度展开——前者印证了朱熹之学的学术渊源,后者凸显了朱熹之学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

康有为论孔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

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康有为对汉唐哲学关注较多。在对汉唐哲学的审视和探究中,康有为热切关注孔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通过对孔子、孟子和荀子思想在汉唐传播状况的透视,他既再现了孔学在后世的传承,又表达了对汉唐哲学的不满。这就是说,康有为对孔学与汉唐哲学关系的论述流露出双重动机和矛盾心理——既想借助孔学在西汉的独尊证明孔教是中国的国教,又想借助孟子与荀子的内部争教以及老子、墨子等的外部争教证明汉唐哲学背离了孔子大道。

瓶酒之论的得与失--从干春松的《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谈起

一、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想说什么 在全面评论《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这篇论文之前,笔者想先总结一下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

康有为论《大学》

虽然康有为没有留下关于《大学》的专门著述,但其不同时期的部分著述都有涉及《大学》。梳理这些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康有为一直对朱子提升《大学》持肯定态度;宗今文经学前虽否定《大学》是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但对朱子的肯定较多,宗今文经学后以"公羊学"来解释《大学》,流亡海外后更将重点放在阐发"三世"说,以强化儒学的经世,虽然均与朱子有别,但基本依照朱子的逻辑从本末关系来理解"明德""新民",将"至善"看作是理想状态。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独好陆王",至少从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来看并不可靠。

康有为论墨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

康有为对汉唐哲学的审视将墨学纳入视野,并使墨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康有为的意识中,墨学在汉唐哲学中占有重要一席,与孔学、老学一样对于汉唐哲学不可或缺。如果说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指向了墨学与汉唐哲学的渊源关系的话,那么,墨学的强盛则指向了墨学在汉唐哲学中的显赫地位。在对墨学与汉唐哲学关系的勾勒中,康有为一面指出墨学之侠在西汉初年极为流行,一面指出墨学在汉唐时期后继乏人。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墨学在汉唐时期的传播和影响,康有为概括为"盛"。他对老学在汉唐时期的传播亦称为"盛",而对孔学并不用"盛"。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康有为这样做含有深意:既旨在凸显墨学像老学、佛学那样与孔学争教,又对汉唐时期孔学的传播状况不满。有鉴于此,与墨学的关系是康有为审视、评价汉唐哲学的重要参数,对墨学之盛的概括暗含着他对整个汉唐哲学评价不高。

评康有为论教案对策问题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发生的教案,是西方列强利用传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产物,不可判定为单纯的中西文化冲突。康有为透过历史的阴霾,从一连串的教案的偶然性中,看到了帝国主义利用教案侵略中国的必然性。研究康有为提出把儒学宗教化以抵制西方宗教挑战的思想构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广东文化记忆——康有为论广东文化

康有为以"吾粤人也"的身份定位纵论广东文化,为广东文史研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作为广东近代粤人与中原关系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康有为的广东文化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史家意识与世界眼光的特征。纯粹点评式的论述方式与浓烈的乡土情怀,使康有为的广东文化论呈现出主观随意的学术品格。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康有为论国民性问题的原由与进路

国民性问题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致关重要的问题;了解国民的本质性,是塑造国民精神的前提,或者说,就是在塑造国民精神。康有为对国民性的关注贯穿其一生的理论建设活动,其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过程。康有为提出造成国民性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道教迷信支配民间的精神生活;2、儒学既没有支配统治者的统治意识,又没有支配民间百姓的思想意识。他提出的解决国民性问题的办法是立孔教为国教。

康有为论《周易》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旗帜性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深受易学思想的沾溉和启示,他本人对《周易》文本和易学的源流也提出了系统的、独到的见解。就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言,《周易》及易学思想的启示和影响贯穿其中;就易学观而言,康有为的今文易学立场和理学家的身份尽显其中。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声讨保皇党的反儒檄文——读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下简称《驳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篇代表作。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儒法斗争围绕着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已经堕落为保皇党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康有为,主张“立宪”。他于一九○二年,发表了《致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又称“非革命书”),鼓吹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章太炎,则针锋相对,主张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刊登了这篇《驳论》,提出:“中国不可立宪,只能革命”,无情揭露了康有为保皇党的丑恶嘴脸。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水平,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对策,权变选择合适的配置资源手段,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功能区别在于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不同,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性”,“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有为政府”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了保障,“有效市场”的介入对“有能集体”的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有效市场”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有能集体”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又积极响应“有为政府”农村减贫支持性政策的号召,最终共同推动脱贫地区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利用。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应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应该发挥“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的作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换。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激活农村发展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有能集体”整合协调农村内部自有资源与外部投入资源,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统”的功能。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资源全面激活、更易获取、充分利用,使之顺应相对贫困治理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

新旧之间——康有为的封建观

作为一个处于大变革时代新旧之间的历史人物,康有为的形象是复杂而多变的。与之相对应,他的封建观也呈现出处于新旧之间的特征,这种特征中不仅有从旧到新的过渡,还有由新而旧的回复,更有种种矛盾但却不乏深刻见解的展现。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想要为他的封建观建构一幅统一而完整图画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相关论述并非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运的思考,念兹在兹的则是这些思考如何能够促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所以,康有为的封建观不仅处于新旧之间,还时常呈现斑驳甚至杂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