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

刑事诉讼的本质与特征、刑法的机能与特点决定了必须实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是，司法机关不得滥用本原则，而应注意适用界限：（１）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２）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３）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４）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５）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反思与深化

对存疑有利于被告应具体分析,不能采一刀切的观点,反映在司法实践上,也是如此。对存疑有利于被告中的"疑"应进行细化,为司法主体适用上述规则提供相对明确的标准。在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时,应该遵循相应的规制义务,如坚持罪质分析,分清主次客体,衡量罪刑关系,以保证适用结果的准确、合理。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规定模糊不清和规定相冲突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该原则可以从刑法的制定、刑法的机能和价值、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统一等方面找到理论根据。

刑法解释中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之证否

德国联邦普通法院通过判例确认,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之原则仅适用于事实之疑问,而不适用于法律之存疑。刑法解释中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简称。罪疑唯轻原则系以作为刑事实体法适用前提的事实不清为基础,与刑事诉讼之证明不可分离,而所谓的法律存疑,本质上是指法律语词的多义性,而与自然事实向法律事实之飞跃无关。罪刑法定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均要求刑法解释应当在语词的可能含义范围内进行,而不必受限于核心语义范围内。有利于被告之类推,以违背"计划的立法漏洞"为适用前提,且以法律未予规定情形与法定情形的相似性为实质理由;有利于被告之溯及既往,则以一般预防必要性之消解为依据。故无法从罪刑法定原则与责任主义原则中导出刑法解释应遵从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结论。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新解: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置换从旧兼从轻

实务中关涉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裁判存在适用紊乱的现象,学理上的争论更为激烈,虽近来稍有冷却,但理解偏差对司法实践的负面效应仍在延续.酿成这一困境的直接诱因是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根本原因是对司法解释独立性的误判.应回归司法解释的从属性,进而确证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是个伪命题.刑法司法解释的所谓“溯及力”问题,实为刑法解释间的冲突和疑问,应引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这一解决“解释冲突”的理性方案,在价值观上因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理念而有可接受性,在方法论上因符合既有规范旨趣而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具体场景下,当“惯例解释”与司法解释、新旧司法解释存在冲突且有合理怀疑时,应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逻辑,以保障被告人的信赖利益、公众的法感情和法的安定性.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正确理解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思想源于古希腊自然法思想之正义观。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它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在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刑法谦抑主义、正当程序等刑事法律思想为该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滋养与理论支撑。但是,由于缺乏对该原则内涵的准确把握,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至今仍存在多种滥用该原则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司法公正,也削弱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所以,对该原则的使用范围、使用条件和使用阶段需要从司法实践出发认真思考。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国家责任、控辩对等和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据,它是解决刑法中事实不明时的裁判规则,它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择一认定原则,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性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有根据的合理怀疑和控诉方履行举证责任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处断犯罪的罪数、断定犯罪的效果、追诉时效以及法律解释存疑时有其适用空间.

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之倡导

基于刑法的机能、特点、价值理念、当前刑事政策和国际通行法律实践等综合考量,应当实行"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该原则有着自身的限定性,严格贯彻该原则并不会导致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滥用。

浅谈有利于被告原则——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3条

有利于被告原则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保护人权”这一目的 ,在程序操作中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真正实现 ,从而保证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流畅 。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解析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近年来,对于其适用范围的争议焦点在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否也适用于刑法解释。正本方能清源,从其起源和理论定位考察,笔者认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事实不明,若应用到刑法解释中会存在诸多的不妥之处,容易将其与刑法存疑的"疑"相混淆,不符合刑法目的的要求,会对司法实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刑法规范存在不同的刑法解释时,应根据目的解释方法选择正确合理的解释。

对敲诈勒索罪的理性思考——以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为视角

对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及其与相关罪名,主要是与抢劫罪的区别,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高见,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大多学者都是从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的区别来进行论证,但鲜有学者从刑法人权保障,即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去评判两罪。从人权保障角度、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去评判或许是更理性的选择。刑法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两者不能偏颇。

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及其实现

存疑有利于被告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确保被告人在审判中受到公平对待、参与法庭判决制作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存疑有利于被告”思想已渗透于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并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国现行法律虽然吸收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零散思想,但并未确立完全意义的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这与对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视与强调极不相称。系统地构建适合我国土壤的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经历了欧洲封建司法擅断时期肆意类推到启蒙时期完全禁止一切类推，再到国家主义时期允许类推，最后到排除有罪类推仅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四个阶段。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禁止类推已成为其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类推解释允许与否仍经历了反复。本文将试图从类推解释的含义和争论出发梳理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原因。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及司法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有深厚的中外法史渊源及比较法上的根据,体现无罪推定,彰显司法人权保障,是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规范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现行法中有充分依据。适用该原则应秉持无罪推定理念,同时维系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该原则的适用以穷尽取证手段为前提,事实存疑是指证明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程度,控诉性事实因存在合理怀疑而应作出有利被告的认定,疑案除“疑罪从无”等基本处理方式外,在限制条件下可适用协商性司法方式。辩护性事实即使因证明不足而存疑点,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明标准,亦应适用有利被告原则予以认定。就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合性犯罪”、“多个致害行为一个危害后果但具体因果关系不清的案件”,以及某些程序法事实等,亦可有条件地适用有利被告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存在例外情形,包括“纯正例外”与“非纯正例外”。为指导司法操作,对司法实践中有争议问题应作出更为明确的司法解释及判例指导,同时该原则应被确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刑法适用规则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要求构建刑事实体法上分层次、体系性的判断与适用规则。首先,要准确把握定罪的事实性前提存疑的法律效果。影响定罪的事实存疑,没有轻罪可以选择适用的,被告无罪;存疑事实被评价为不重要时,可以得出被告有罪的结论。其次,进一步认真研判存疑且涉及罪名选择适用的情形。事实存疑的效果并非被告一概无罪,重罪事实存疑,但与其他犯罪存在层级关系的,可以选择适用轻罪或基本犯。轻罪、重罪都存疑时的“择一判定”损害法的安定性,应当被否定。再次,在解决定罪问题之后,要关注影响量刑的事实存疑的情形,应当肯定存疑有利于被告。最后,还要审查是否存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被排斥适用的情形。在法律拟制、法条含义不明等场合,均不能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从刑法角度构建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规则,突显了体系性思考的重要性,同时兼顾了问题性思考,在方法论上具有优越性。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相统一的一项原则,是对古代法思想所包含的“民本”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其以保障人权、控辩双方平等武装进行审判的公平游戏以及国家提出的相关政策作为理论依据;其与相关刑事原则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又有所区别,不当的适用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此外,作为保障犯罪人权的一项原则,其应平衡被害人基本权益与被告人基本人权,不得不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应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合理限制。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法理根基与司法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该原则的适用应当有条件、有边界,而不是完全不用或者恣意适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第二百条第三项相关规定,存疑应当有利于被告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面临着具体适用规则模糊不清的窘境。在理论界也颇具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并不适用于对法律疑问之澄清。相反,有学者认为,事实存疑与法律适用存疑均应当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规则之提倡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在刑法方法论上备受冷遇,这源于刑法适用中的实质入罪思维即"处罚必要性"已成为决定解释范围之最高标准,"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则被视为解释学发达的阻碍。但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之首要价值乃是"明文"限制司法权,在解释存疑时,若要得出最终结论,必然不能基于价值中立,而是要由罪刑法定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提供价值来源。对"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轻视,导致目的解释成为解释方法之冠,类推解释通过"可能的文义"被包装为"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而二者共享"目的性扩张"的入罪逻辑,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界限。正如"事实存疑时"不能采信"可能具有"的事实,"刑法存疑时"也不能采用"可能具有"的文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意味着刑法安定性绝对优于处罚合理性,这种严格解释的态度永远不会过时,它有助于根绝入罪类推风险,鲜明提升文义在解释中的边界意义,是对罪刑法定最忠实的坚守。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应适用于刑法解释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只能适用于对事实存疑情况的处理而不应将其扩张适用于对刑法的解释。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实体上为责任主义原则之派生,在程序上为无罪推定原则之派生。刑法不可能绝对明确,对刑法进行解释时应按照其自身的解释体系和解释标准进行。扩张解释不以有利于被告人作为其适用的意义,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结论并不当然被禁止。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不能作为连接罪刑法定原则与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之间的桥梁,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派生关系。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根据

有利于被告之所以构成刑事法界历久弥新的话题,是因为其根植于深厚的神学、道德、法学与人权理论之中,并得到了法官的良心、社会的宽容、国家的责任与个人的自由等多种理念的支撑。在当下中国,有利于被告虽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法官的良心难以自律、社会的宽容有待彰显、国家的责任模糊不清、个人的自由尚不充分,这就注定了有利于被告作为一种理念的树立与作为一条刑事法原则的生成仍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