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天羽声明》与日本对华政策

《天羽声明》是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表现,是当时中日关系和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笼,对后来日本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提出的侵略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力图搜集、利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文献及有关资料,弄清《天羽声明》的来龙去脉,并分析其实质及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与1933年中的华北危局——以应对黄郛北上为中心

在塘沽协定缔结之前,日本外务省内部对于中日关系应如何发展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随着黄郛奉国民政府之命北上处理时局而具体显现出来。在与此事务相关的驻华外交官中,有吉明公使主张应透过支持黄郛,来达成与国民政府的和解并进而与其合作。然而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等人则大致接受关东军的主张,认为应在华北成立一个实质上脱离国民政府控制的政权。初采模糊立场的内田康哉外相,其立场大致倾向于中山等人。他最终否决了有吉的构想,并试图与国民政府签订一个政治协定。此一过程具体显现了当时外务省内部在对华外交构想上存在着分歧,以及其对华强硬派常占上风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