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疗法对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患者的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认知-行为疗法对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类实验性研究,2016年1月至12月在甘肃某三甲综合医院选取了40名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20例。干预组实施认知-行为疗法,对照组实施常规农药中毒健康教育,实施前后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进行评估。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在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偏执、其他、强迫症状、抑郁和总分等维度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与干预前比较,干预组在总分和各分量表维度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对照组在焦虑、躯体化、人际关系、强迫症状和总分5个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但偏执、其他和抑郁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变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患者的不良认知,改善其生理不适感,减轻强迫和抑郁症状,提高应对能力,避免二次伤害行为的发生。

有意性歧义与无意性歧义

歧义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是个复杂的语言现象。歧义主要分为有意性歧义和无意性歧义。有意性歧义是话语接受者充分理解对方话语意图的前提下故意引发的 ,会产生积极的语用效果 ;而无意性歧义则是话语接受者因某种局限对对方话语意图产生曲解 ,会起到消极的语用作用。了解歧义的成因与作用 ,有助于在语言运用时扬其利避其弊。

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特征

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

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目的探讨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相关因素,为该病的预防和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应用《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相关因素调查问卷》,对甘肃省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患者和同期非急性农药中毒患者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结果认知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对中毒行为的发生有直接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831、-0.752和-0.469;认知因素对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有直接作用;二级维度中认知偏差、绝对化、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农药管理和负性生活事件对中毒行为的发生有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757、0.541、0.773、0.576、0.824和0.782。结论关注有意性急性农药中毒发病的相关因素,改善其社会学相关因素及应对方式,给予社会支持,加强农药管理,有助于降低发生率。

黑格尔行为概念的困境及克服——“有意性”及“回避可能性论”的刑法哲学意义

黑格尔将'行为'界定为主观、道德意志的外在表现,即'行为'应当是'有意'的。受此影响,刑法学界的黑格尔学派将行为表述为'具备责任能力的人在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举动'。这种行为论在促进间接正犯论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处罚的漏洞'。李斯特以降的行为论实际上都是在坚持'有意性'的同时修正黑格尔学派行为论。但在说明过失犯以及不作为犯的'有意性'方面,各种行为论都遭遇了不同方式的困境,也都在谋求某种方式的突破。近年来兴起的'否定的行为概念'('个人的回避可能性论')试图以'回避可能性'取代'有意性'来说明行为的本质属性。虽然该理论尚未成为德日刑法学的通说,但在统合作为与不作为,说明过失犯的行为性等方面,该理论已经显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特征

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几点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二者在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法律后果等四方面存有显著的区别。此外，本文还对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分类。

有意冒犯性言语的会话含义分析

有意冒犯性言语是一种不礼貌的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有其特定的交际意图并产生语用效果。本文运用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分析违反合作原则各种准则的情况下产生的有意冒犯性言语的多种会话含义。同时,提出针对有意冒犯性言语的两种回应策略:冲突回应和让步回应。

隐喻思维的有意识性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隐喻性思维在人们的认知和推理中起重要作用。它有其"无意识性"的一面,也有其"有意识性"的一面。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在思维贫困假说和语言贫困假说的基础上研究其"无意识性"的一面。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无意识的隐喻主要是产生于人类思维和语言能力相对低下的时期,产生于语言的初创阶段。然而,隐喻的认知基础表明,在隐喻结构中,人们也会通过隐喻思维把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事物有意识地看成是相似的事物,并把它们相提并论,用已知来解释未知,达到认知新事物的目的。如果考察隐喻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我们就不难发现,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语言能力的提高,隐喻的"有意识性"的一面,即说话者主动使用隐喻的情况在日常的思维活动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隐喻性思维"有意识性"的一面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此来论证隐喻的有意识性在人类的交际以及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语中有意冒犯性言语行为的目的分析——以《西游记》和《水浒传》为例

冒犯性言语行为是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普遍存在的不礼貌现象。有意冒犯性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故意以不礼貌的言语行为为手段引起听话人的不快。本文基于"目的原则",对文学名著《西游记》和《水浒传》中的有意冒犯性话语进行语用分析,指出了任何言语行为都具有目的性,目的原则是言语行为目的分析的基石。

第二语言伴随性词汇习得研究发展评述

通过阅读习得词汇一直被语言教师及研究者看作一个有效的词汇学习策略。在明确伴随性词汇习得的概念,阐述其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回顾了第二语言附带性词汇性习得的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其存在的局限性,并指出了今后第二语言附带性词汇习得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如何辨别儿童告状情境中的有意说谎行为

儿童一般从3岁开始就有说谎的经验。在幼儿园里,教师往往一天要处理多起幼儿告状事件,而幼儿在告状时说谎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有时候,教师对如何辨别谁是真正的说谎者颇感头痛。儿童说谎一般分为无意说谎和有意说谎,其中,有意说谎是说谎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编造的谎言和做出相应的行为,而4岁～5岁的儿童说谎已经带有有意性。通过一系列观察,笔者找到了一些辨别儿童在告状情景中有意说谎现象的方法。

犯罪行为新论:基本特征、结构划分与延伸解答

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可分为事实特征与价值特征,前者包含“有意性”与“有体性”,后者包含“有害性”和“刑法禁止性”。事实特征与价值特征的有机结合赋予犯罪行为以构造性,且以“有意性”为“内核”。以对法益或客体的关系状况为标准,犯罪行为可在结构上划分为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为复合实行性与非复合实行性等,后者则体现为预备行为的非实行性和共犯行为的非实行性。作为犯罪行为基本特征及其结构划分的延伸性问题,犯意表示和不当言论、不能犯与迷信犯等都应得到妥当解答。犯意表示和不当言论都有“有意性”和“有体性”,且其存在程度不同的“有害性”,故其是否入罪取决于刑事政策;不能犯虽有“有意性”和“有体性”,但没有“有意性”所对应的现实的危害性,故最终属于犯罪未遂;而迷信犯虽有“有意性”和“有体性”,但无“有害性”,故其最终属于“非罪”。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否定——基于资格、行为、刑罚的检视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问题避不开对主体资格的讨论,在无法满足犯罪主体概念确定的法律主体资格、危害行为、刑事责任三要件的前提下,难以承认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首先,人工智能缺乏权利诉求的主观基础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法治发展背景下的客观障碍使得其法律主体资格无法被赋予。其次,人工智能行为虽然满足有害性以及有体性的特征,却因为自由意志无法由技术手段获得而缺乏行为有意性特征,导致其无法被规范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最后,在肯定刑罚反制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施加刑罚难以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并且人工智能因为情感功能的缺失也无法体会刑罚之苦以及刑罚之仁,无法补足刑罚的社会功能,因而抑制刑事责任的承担。

试论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定型性行为类型,具有定型性、侵害性、有意性和有责性等特征。在规定某一种犯罪的条文中可能包含另一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区分的关键是看行为具有哪种犯罪的实行性。同一种实行行为既能包括既遂、未遂、中止等多种构成行为,亦可成为构成行为的一种。

论刑法中的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的定型性行为类型,它具有定型性、侵害性、有意性、有责性等特征。在规定某一种犯罪的条文中可能包含另一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区分的关键在于看行为具有哪种犯罪的实行性。同一种实行行为既能包括既遂、未遂、中止等多种构成行为,亦可成为构成行为的一种。

危害行为的特征新论

处于通说地位的观点认为危害行为有3个特征,即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在评价这些观点时应当把危害行为作为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基本要素、核心要素、界限要素、结合要素来把握。危害行为作为基本要素,应当能够说明各种不同的犯罪类型,立论要周延,而有意性把原因自由行为和忘却犯排除在了危害行为之外,因此不能作为危害行为的特征。危害行为作为核心要素和结合要素,应当体现犯罪的本质特性和法律特征,即有害性和违法性应当作为危害行为的特征。危害行为作为界限要素,通过有体性把单纯的思想活动排除在犯罪之外,即有体性也应该是危害行为的特征。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行为是刑法中犯罪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关于什么是行为,目前学界却远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主张从刑法规范的立场出发,在犯罪客观要件中研究行为概念,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指人的意思可以支配的违反刑法规范的侵犯法益的身体动静;行为具有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和违法性四个特征。

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在中古的发展——以《论衡》“使”字句为中心

目前,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历史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还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对《论衡》中的"使"字句进行了分类描写和穷尽统计,并基于生成语法对致使结构研究的传统,特别是Folli&Harley(2007)对致使轻动词的研究,讨论致使结构在中古的发展演变情况。本文认为中古汉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在"使"语法化为v_(CAUSE)之后取得了数量优势,呈现出逐渐取代v_(DO)"使"的趋势。另外,"使"的完全动词用法刚刚开始往专门化方向发展,为v_(CAUSE)"使"成为现代汉语中"使"的最主要用法奠定了基础。

儿童美术教育中的形象思维训练

绘画对儿童来讲是一种游戏、娱乐，也是表达自己思想情绪的一种方式。每个儿童的头脑中都有许多美丽的图画，他们个个都有描绘美丽图画的潜能。但是儿童由于手、眼、脑之间的协调能力较差，手的骨骼、肌肉的发育也很不完善，缺乏精确性和灵活性；而且儿童行动的有意性、目的性也较差。

人际冲突中有意冒犯性话语的语用分析

冒犯性话语是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效应的一种不礼貌现象。基于具有平等地位的夫妻冲突关系下的有意冒犯性话语,本文发现它们在言谈中的相互对撞性和使用目的的蓄意性,说话人可借助责备、嘲讽、詈骂等语言手段去实现有意冒犯,并表达多种语用用意,如阻扰对方、激将对方、表达负面情绪等。研究表明,冒犯性话语充分体现了人际之间的"和谐—挑战取向",并验证Spencer-Oatey[9]的人际和谐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