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检视与进路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但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形式单一、量刑协商形式化等问题。实际上,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应低于有效辩护,应以值班律师规范性动作为中心,在审前阶段完成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等指定动作,即可推定为有效的法律帮助。为此,应构建值班律师职责清单制度,同时通过充实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利行使,完善准入、激励、管理保障体系,促进值班律师高质高效完成法律帮助。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有效法律帮助的路径

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是保证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正当性的必要条件。目前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对有效法律帮助的规定存在内涵不明确、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受限、缺乏救济途径的问题,且规定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致使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难以获得有效法律帮助。要实现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正当性,必须明确有效法律帮助的内涵,设定明确救济措施,完善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

值班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法理定位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试点办法》提出"保障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旨在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明知、自愿与协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是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正当主体,但在实践操作中,值班律师向被追诉人进行有效法律帮助受到本身定位以及权利缺失等因素阻碍,制度设计的初衷无法实现。作为有限的辩护人的法理定位是值班律师发展的必然趋向,值班律师的权利应当得到合理扩张,再辅之以完备的工作制度和保障制度,从而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是防范错案风险的需要,是实现量刑协商中控辩双方实质对等的需要,是实现公正和效率平衡的需要。在现有条件下,应将值班律师定位为"承担部分辩护职能的法律帮助者"。有效法律帮助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府能为没有聘请律师的被追诉人提供律师帮助,律师参与制度设计得合理,公安司法机关充分尊重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并为律师履行职责提供便利,律师能够勤勉履职等内容。实践中,值班律师大多只是起到见证人的作用,并未发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的真实性、自愿性以及协助被追诉人进行量刑协商和程序选择的作用。对此,应当完善值班律师的选任制度和选派机制,加强对值班律师的培训,赋予值班律师必要的诉讼权利,科学设计律师参与制度,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程序救济机制和律师惩戒机制。

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基于C市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证研究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两院三部”于2020年9月联合颁布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然而,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值班律师的会见机制、司法审查机制以及配套保障机制仍有待落实。实际上,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属于有限辩护,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也低于有效辩护。为此,宜从理论上明确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限辩护属性,重新审视有效法律帮助的实质内涵及判断标准;应从实践上在值班律师的履职层面和公权力机关的保障层面合力落实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改进有效法律帮助的司法审查机制,提高值班律师的履职质量,力求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实现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在认罪认罚的视域下,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具有协商性、帮助性和重心前移的特点。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有利于提高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质量,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进程序的顺利运行。我国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在认罪认罚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法律帮助虚化风险。明确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者的角色,并且结合我国印发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的最新规范,进一步从值班律师的地位、权利和相关机制,探寻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

值班律师制度是刑事辩护全覆盖改革在认罪认罚从宽领域推进的重要体现,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是落实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但制度发展过程中,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主要体现在法律帮助的专业化水平和值班律师法定权利的行使等方面。要实现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需要从立法角度理解阐释有效法律帮助的内涵,明确值班律师的工作标准。建议从业务培训、工作分配机制等多维度提升法律帮助的有效性,通过转换权利义务和消除司法障碍推进值班律师的实质性参与,还要建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失位的救济和问责机制,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

有效法律帮助视野下我国值班律师角色定位刍议

2018年,值班律师制度正式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值班律师的定位、角色与功能仍有较大分歧。立足我国国情,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并非有效法律帮助视野下我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最佳角色定位。正视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跳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桎梏,以会见权、阅卷权为基础采纳“准辩护人”定位,是值班律师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必然路径。

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反思

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从顶层设计分析,立法始终高度关注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为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提供规范基础。从司法实务出发,经对C市2023年116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实务中有效律师帮助尚未真正实现,需要通过惩戒机制、司法救济等手段对其予以矫正。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

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权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的基础。国际社会将该项权利作为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准则。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既不会见也不阅卷更不参与协商的问题比较突出,法律帮助的无效化使新引入的值班律师制度沦为形式。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需要公安司法机关予以保障。对未能切实履行保障义务导致被追诉人未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公权力机关和值班律师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目前,当务之急是值班律师在签署具结书前应当会见、阅卷和提出意见或进行协商,这是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制度探究

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既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真实性和自愿性的关键举措,也是在协商性司法中构建控辩平衡诉讼机制的前提条件。通过对联合国相关文件的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职能定位的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在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制度含义上的差异。以此为基础设立我国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判断标准,赋予值班律师讯问在场权和在特定条件下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拒绝签字权,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据开示制度,设立严谨的值班律师准入机制并建立值班律师职责清单制度,应成为完善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制度的路径选择。

律师辩护全覆盖:规范分析与实效检验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性质是法律拟制,这使原本不是律师辩护的其他辩护人辩护、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也被视为律师辩护。律师辩护全覆盖是指被追诉人在法律上有获得辩护律师辩护、其他辩护人辩护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显著提升了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尤其是新增指定辩护案件的规定效果明显。但改革试点工作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一些简易程序案件和速裁程序案件被告人没有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指定辩护律师在举证、提出辩护意见、辩护意见采纳、定罪量刑辩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弱于委托辩护律师,值班律师未能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等。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的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完善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确保通知法律帮助义务的充分履行,提高指定律师辩护的质量标准,明确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有效性的判断

通过考察立法沿革与实践需求,值班律师的定位应为法律帮助者。有效性是法律帮助的根基,有效性需符合专业、独立、及时、审慎、准确等要求。可参考美国有效辩护中有效性的认定,作为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有效性的重要判断标准。为确保法律帮助有效性和实质性,应建立健全以值班律师行为规范性动作为中心的质量保障体系。围绕值班律师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权能,要求其完成指定动作。同时,通过设立值班律师准入门槛,提高薪资报酬,为值班律师高质高效完成法律帮助提供必要的便利,加大值班律师宣传力度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阅卷制度的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几乎不阅卷的实践问题,揭露出值班律师阅卷权利不完整、阅卷程序非强制以及阅卷保障不完善等法律问题。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阅卷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将值班律师身份定位与阅卷制度捆绑的理论误区。身份与权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实现有效法律帮助才是塑造值班律师阅卷制度的立足点。为使值班律师通过有效法律帮助充分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扩充值班律师必要阅卷权利、明确重罪案件值班律师强制阅卷义务、细化办案机关协助阅卷职责和健全值班律师配套保障机制。

论值班律师的勤勉尽责义务

立法寄予厚望的值班律师制度在实践中却出现走过场的倾向,确保律师勤勉尽责是改变现状的重要方式。结合实践状况,采用质量管理与保障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在防止律师怠惰与保持奉献精神之间找到平衡。质量管理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明确勤勉尽责义务的认定标准,勤勉尽责义务的本质是注意义务,应当根据值班律师的职责与注意义务的属性来设定标准;二是明确违反勤勉尽责义务的责任体系与被追诉人的救济机制。值班律师未勤勉尽责可视为以“不作为”方式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益,宜适用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结合注意义务的属性、违反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来判断适用何种纪律惩戒与行政处罚措施。被追诉人因值班律师未勤勉尽责而产生认知错误的,应当享有程序救济权。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合理的准入制度、有效的激励机制、办案机关提供便利的保障机制及追责值班律师的善意原则。如此,才能避免值班律师的低效甚至无效法律帮助。

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法律帮助律师——以H市F区的《实施细则》为切入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国18个城市试点,逐步成为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门显学,试点地区中也尝试着一些新的制度和做法。法律帮助律师制度是H市F区试点中的新尝试,希望通过以一种国家财政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落实有效法律帮助,且有针对性的弥补了当前值班律师、委托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等在实践中的不足。囿于在法律帮助律师立场角度、介入时间和见证人身份等问题上的有意、无意性认识偏差,使得新型制度同样存在潜在的风险。未来的改革完善,应当是以法律帮助律师的辩护人化和有效法律帮助为努力方向,并匹配科学完善的考核监督机制,真正落实有效法律帮助。

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权利研究

当下值班律师制度饱受批评的原因是值班律师是一个配合者、“工具人”的作用,实践中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在场权、提出意见权等权利虚置,制约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功能的实现。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司法机关指派案件的时间与签署具结书的时间过于接近,值班律师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二是没有考虑到值班律师的经济效益;三是值班律师的准入没有充分考虑刑事辩护经验。今后,值班律师的权利设置要立足于有效法律帮助,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关键节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形式上的法律帮助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有效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已成为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这一制度对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带来了冲击,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在制度基础理论层面,“权力说”与“权利说”之争彰显了该制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潜在张力,导致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在规则解释层面,有关理解认罪、认罚与从宽问题的争议直接影响权利保障的范围与力度。在权利维度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告人对实体性抗辩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放弃,从宽不包括程序从宽或程序从简。实践中,权力主导模式与值班律师形式化的混合作用,容易造成权利保障的现实缺位。因此,在制度建构与规则完善层面,对控辩协商、量刑建议、有效律师帮助等问题的讨论,应当注重对人权保障机制的修补与维护,强化从权利视角提出规则理解、适用与改进的思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自愿性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保障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是该制度改革的关键,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审查标准,应当以被追诉人明知性为前提,以客观事实基础为立足点。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主要以双方无异议作为审查被追诉人自愿性的标准,再加上值班律师制度没有完全落实,侦查过程中客观证据生成机制不健全,这些现实困境导致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无法充分实现。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悉权并获得律师有效的法律帮助。

论法院值班律师制度实施现状以及完善

值班律师制度建设工作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初见成效,不少试点法院以此为被告提供帮助,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所提供的法律帮助低质量、低效率;值班律师会见、阅卷效果差;值班律师不出庭,认罪认罚案件被告自行辩护,无法应对庭审等情形严重制约值班律师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分析了法院律师值班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