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

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万花筒,是多棱镜。生活有多广阔,文学也有多广阔;心灵有多丰富,文学也有多丰富。文学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生活,它的参照系是大千世界。 当今的中国正以急速的节奏,强大的力度在许多领域发生着巨变。人们的生活状况、行为准则、道德信仰、相互间的关系等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文学,理应并且已经对这种极富戏剧性的社会现实作出一定积极的回应,但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在前进中亦出现了某些“杂音”:面对商潮汹涌、物欲扩展的社会现象,文坛上有的人迷茫困惑、麻木不仁;有的甚至只对“孔方兄”感兴趣,对“文稿竞价”趋之若鹜,漫天要价,恨不得一捶下去,立刻成为百万富翁;还有的则把“玩文学”作为时髦口号,颇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这种文学发展中的“变奏”,尽管不足以构成主旋律,但不能等闲视之。 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是国民精神点燃的灯火,同时又引导国民前进。因此作家首先要自尊自重,净化情感,修炼道德,洞察世态人情,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强烈的关注,深刻的思索,脚踏实地地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应该既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睿智,又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决不是无根的浮萍,飞扬的花絮。只有这样。

论韩愈、柳宗元“文”“道”的异同点

唐朝中期的韩愈、柳宗元，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用儒家的“道统”进行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张，并以“陈言务去”、“文纯”、“道真”及“道”的“施于事”、“及于物”、“有益于世”等观点，对唐代中期的文体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比论证的方法，阐明了二人“文”、“道”观点的异同，并重点分析了二人在儒家“道统”理论一致的基础上，其创作的不同倾向性：韩愈的继承中的复古思想倾向，导致走向形式主义；柳宗元在批继承中的开拓思想倾向,导致走向了现实主义等等.

鲁迅与梵澄

徐梵澄青年时深受鲁迅影响。在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下 ,他改变了偏执任性、好走极端的“乖张”性格 ,走上了平和淡泊、潜心治学的人生道路 ,以毕生精力将古代和近代印度的许多宗教经典与哲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 ;同时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思想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被誉为“现代唐僧” 。

论文学的娱乐性能

长期以来,人们都盲从于“文艺源于劳动”这一传统说法,然而这只不过是从“劳动创造一切”这一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推断而已。这既不符合原始社会艰苦劳动的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劳动强度大、劳动纪律严的状况。试想,当一个人处于艰难辛苦、疲乏力竭、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饥肠咕噜、并冒有被狩猎对象吞噬危险……这样的劳动状况中,竟还会有创作和欣赏文艺作品的情致?如今,当一个人处在劳动强度很大的机器操作中,竟还顾得上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又有哪家工厂的纪律允许劳动者在劳动生产中进行文艺创作?显然,无论古今,文艺都不可能源于劳动。

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论《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唐人小说观念的转变,则必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与创作本身的空前繁荣局面很不相称的是,唐人对于这个方面的直接理论表述却少得可怜。在“小道”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甚至“有害”论不断鼓噪文坛的情况下,柳宗元针锋相对,来正面肯定传奇小说一类文字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便成为我们借以考查唐人进步小说观念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一代清官──李衍

一代清官──李衍吴定李衍，字文盛。生于明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１年）。祖籍山东历城。其先人于永乐初被谪广西南丹，后改编隆庆（即今延庆）州民。衍娶妻黄氏，继娶梁氏、任氏，皆赠淑人。有四子，长子李鹤，任顺天知事；次子李熊，为州学生；三子李鸾；四子李凤，有四女...

心域无界(四题)

我读冰心格言 --怀念冰心老人 世纪老人冰心含笑乘鹤归去了。这位世纪文坛泰斗把一生的爱留给了世界,把慈母般的光辉洒向了人间,她那洋溢着丰富美的作品,以磁石般的引力影响了一代代年轻人,有益于世道之心、灵魂之善。此刻,我静静地伏案于柔和的灯光下,怀着绵绵的哀思,默读着老人家脍炙人口、饱含哲理的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