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中国已进入德国学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风险源于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并伴随食品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这三类群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加剧,消费者群体中差别化消费的个体自保,以及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心理,诱使农户和食品企业进一步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飞去来器"效应爆发。在"一家两制"概念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消费者差别化食品消费的几种表现形式,之后分析食品安全威胁下消费者责任意识的缺失,并通过北京和甘肃两地城市消费者的调查,对消费者"一家两制"的消费特征及责任缺失进行论证。文章建议,通过"农消对接"、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责任的引入,可以培养起"负责任的消费者",帮助走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社会",走向新型的社会共保。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应对模式思考——以2008年奶粉事件为例

2008年奶粉事件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后果，不仅危害到国内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还波及到国外，造成世界影响。全社会对此引发了深深思考，各责任主体为何不能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文章针对这一问题，从奶粉事件出发，深入思考了为什么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及如何构建应对模式。

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形成的原因—从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两个角度

决策风险是当代风险社会的主要风险之一,专家体制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制定的重要机制之一。风险发生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本文将专家体制作为导致这一困境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行分析,并讨论了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试图提出一个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这三者,在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中的作用模式。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政府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社会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一种境遇。当代中国同样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中,可谓发展的机遇与风险的考验并行而至。文章试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思考如何构筑具有前瞻性的符合现代风险特征的风险责任机制。

环境风险治理中科技专家的责任

环境风险主要是由科技力量扩张带来的现代性风险,科技专家因此获得了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并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完成工业现代化的时间较短,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以及环境参与者的道德风险共同使得当代中国的环境风险更具威胁。环境风险的首要特征是不确定性,这是由现代科技活动本身和现代管理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现代风险治理的共同难题。科技专家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应该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环境风险治理的专业性赋予科技专家的权威地位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科技民主化和生态民主化"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综合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技专家要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首先要通过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保障在科技领域专家发挥权威作用。其次专家应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运用专业知识预测风险并及时发出环境灾害预警。第三,专家主导下的科学决策体制应与政府主导下的民主决策体制相结合,构建更加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更好地防范环境风险。

风险社会的责任问题探析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为制造的风险"已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进一步累积、放大了更多的风险危机。对于规避和化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所引发的现代社会风险,最根本最切合的伦理原则应该是责任担当原则。通过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体、专家系统及大众传媒等多元主体风险责任担当困境的剖析,提出应构建多元责任主体风险共担的复合治理路径,以期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负责任"的现代风险社会。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