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武器行为的国际罪行属性及中国管辖路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因缺乏多边核查机制所导致的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但面对生物武器对人类社会生存造成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又已然形成了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根本性共识。这就从“应然法”意义上为将生物武器的相关行为归为一种“国际罪行”奠定了政策基础。而将研制生物武器的相关行为定义为国际罪行可以将制裁生物武器行为的对象从国家降低为个人,可以有效降低国际法制度的“治理成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对酷刑等行为的国际罪行化以及追诉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该思路具有充足的国际法空间以及国内法可行性。为了终结现有生物武器相关行为“有罪不罚”的乱象,中国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通过国际条约建立起对生物武器相关行为的相对普遍管辖权,还可以考虑对保护性管辖做出扩张解释,将对国际生物安全产生的严重损害或威胁理解为对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侵犯,从而构建生物武器的国际罪行追诉制度。

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之坚持与完善——以金融诈骗犯罪为例

针对金融诈骗犯罪的单位犯罪问题,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与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无罪论两种见解。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无罪论不仅忽视了金融诈骗犯罪的治理需求,而且与金融犯罪理论的现代化发展面向也不相符合,因而具有逻辑缺陷。反之,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契合了单位犯罪理论由个人责任模式向组织责任模式的应然转向,具有教义学基础;与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属于法律提示而非法律拟制,因此仍然处于法治国原则的底线内。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对此需要在单位固有责任的基础上,重新阐述《刑法》第30条的规范内涵,重构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明晰其司法运用规则,由此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化。

徇私枉法罪行为构造研析

正确界定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行为对于司法实务中正确理解和把握该罪尤为重要。首先,关于“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是指在没有或缺少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对无罪的人进行立案侦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以及进行审判等,以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目的。其次,关于“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是指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对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施加直接影响以达到不使其受追诉这种枉法的目的。再次,除作为外,不作为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

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即在我国有必要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具体而言,应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改造完善,主要是建立被告人认罪从轻、减轻刑罚制度,并扩大案件适用范围。还有必要探索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应着重制度建设。应对适用案件范围、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还应建立严密的适用程序,保障制度以及司法审查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通过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化机制维护被追诉者实体利益,避免冤案发生。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对有罪证据存疑的案件倾向于持续追诉,而非对案件进行即时无罪化处理。在有罪推定理念之下,持续追诉的程序潜规则盛行,其背后存在着容许部门利益膨胀的体制空间。司法体制产生的现实阻力,是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只是附随因素。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

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

在英美等国 ,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是一项总的法律原则 ,但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对被告人的量刑减让以及减让的程度仍属于法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 ,从心理推导过程来看 ,被告人有罪答辩决定的作出 ,又在于对量刑减让的预期 ,这一决定的自愿性和正当性有赖于在量刑减让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上的合理性。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坦白不同于有罪答辩 ,对坦白者从宽并不具有正当性 ,即使未来的有罪答辩制度得以确立 。

认罪认罚从宽与无罪辩护

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就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律师可否作无罪辩护进行了热烈地探讨。争议多多。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认罪了,还谈何无罪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罪不一定有罪,况且事实、证据是否能够定罪,律师依法当然可以作无罪辩护。

论美国有罪答辩的撤回理由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美国,被告人撤回业已做出的有罪答辩须具备正当理由,正当理由的内涵较为丰富,包括主张无罪、及时提出撤回有罪答辩的动议以及撤回有罪答辩对控方不造成损害等。我国被告人认罪后可以随时随意地撤回认罪,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我国宜对被告人撤回认罪做出一定的限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的语境分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按照2011年8月24日《修正案(草案)》第14条的表述,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不是要落实国际公约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而对办案人员依法收集证据作出的一项原则性要求,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延续,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非权利"观念的必然反映。这一规定的运行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转型,虽不能完全排斥按照权利保障的逻辑由被追诉人直接主张,但更要靠办案人员利弊权衡下的主动落实。

析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高认罪率的现实,从存在合理性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现状。"批判不如改造",确立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特别是基于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排除性规则、补强规则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与建构,对于口供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加以规范与完善,显然是一种更务实、可行的法治之路。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含义

我国2013年起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该规定的真正兑现,尚有待于对该规定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为此,有必要就这一规定的内涵和外延予以阐述和界定。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最早是由１８世纪中叶意大利的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刑罚与犯罪》一书中提出的，后为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

认罪认罚反悔后有罪供述适用问题探究——以“司法契约”理论下有罪供述撤回为切入点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反悔权保障是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自愿性及发现案件真相的重要途径。被追诉人反悔后其有罪供述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通常继续使用,这样的做法有待斟酌。基于认罪认罚协商结果的司法契约性质,及结合反悔后的具结书效力,有罪供述撤回具有相对正当性。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以及多元价值的权衡,应当在规范层面明确原则上不得在变更后的一审程序中继续使用反悔前的有罪供述,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但为防止被追诉人出现无理、恶意反悔等情况,可结合"弹劾证据"规则及对"‘毒’树之果"的相关使用对其加以制约;同时在审判阶段的时间线索下,建构不同反悔情形下的有罪供述具体适用规则。

我国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探析

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证明力规则,主要目的在于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证明力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提出了补强要求。应以实体法为依据,从证据法的角度对该补强规则的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和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能力、共犯有罪供述方面进行明确,以求补强规则能在刑事司法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对我国有罪不起诉制度的反思

我国有罪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认识不一致,执法实践中容易出现混乱,亟需对之进行深刻反思,找出不足,通过建立科学的有罪不起诉制度、健全相关刑法制度,使这一制度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切实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问题与回应

犯罪人被定罪后,会在刑罚执行期限届满前后的一定时间内依法承受刑罚之外的许多附带后果,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公安司法机关与辩护律师对此一般持忽视的态度,而且许多附带后果设置不甚合理。这可能使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异化为隐性制裁,削弱程序正义,加大犯罪人融入社会的难度。为此,我国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予以正当回应。

纪事

34项重罪指控成立!特朗普成美国史上首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有罪。据报道,特朗普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对其的量刑将在7月11日,也就是共和党人将正式宣布他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天前公布。

刑事证明标准的高概率模型

在刑事司法证明中,为了实现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有必要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量化描述。法律概率主义通过有罪概率和概率阈值构建了“高概率裁决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当有罪概率是准确的高概率时,裁决应当认定被告有罪。但是,该模型受到法律传统主义的强烈批判,认为用高概率来描述刑事证明标准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且会产生推理悖论,而我们将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为其进行辩护。刑事证明标准可细分为叙事性、稳定性、完全性和充分性四要素。当审判满足叙事性、稳定性和完全性时,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以确保。如果此时的有罪概率还满足充分性,则可以认为审判满足刑事证明标准,并应认定被告有罪。因此,一旦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到保障,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化归为高概率。高概率裁决模型具有正当性,能消解传统主义的批判,促使审判实现核心功能。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设立徇私枉法罪的目的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的职权行为,但对徇私枉法罪的主体、"徇私"与"有罪"的解释以及枉法行为的界定等问题,不仅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探讨上述问题,对查办徇私枉法行为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