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纺织品装饰纹样中“有翼神兽”的研究

通过查阅古籍文献资料中多种“有翼神兽”特征的描述,并将其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MFB9736唐代半臂藏品中的纹样进行比对,判断出该藏品中的“有翼神兽”纹样称谓为“飞廉”。唐代纺织品装饰中所见“有翼神兽”纹样种类包括中国本土“飞廉”纹、外来“格里芬”纹与“森木鹿”纹,以及最为常见的“翼马”纹、“翼鹿”纹等。而随着中外文化的不断交融发展,中国本土的“飞廉”有翼神兽纹样逐渐被外来文化中的“有翼神兽”纹所替代并逐渐消失,并且典型的外来“格里芬”纹与“森木鹿”纹也并没有成为唐代的主流纹样,反而最为常见的“有翼神兽”纹样造型则是抛弃了传统有翼神兽“多种动物形象组合”的特征,只见单一动物形象与羽翼组合方式的“翼马”纹、“翼鹿”纹等。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飞廉”有翼神兽纹还是外来的有翼神兽“格里芬”纹与“森木鹿”纹,终究没有成为唐代装饰艺术中的主流。本文探究其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翼神兽“飞廉”的功能、唐代道教求道升仙观念的削弱与养生观念的提升,以及唐统治者对于外来艺术的接受态度与取舍有直接的关系。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有翼神兽图像研究

在北朝时期,中亚、西亚、北方草原地区与河洛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一点在墓葬壁画中得到了印证。其中,翼神兽的差异更是彰显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沙岭墓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北魏高等级壁画墓,它的壁画反映了当时平城地区多元文化的交融,从而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沙岭墓北壁上的翼神兽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权对这种文化的态度。

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有翼神兽研究述评

有翼神兽是中国学者对类似于西方“格里芬”神兽的统称,中国学者对其探讨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探讨南朝陵墓石兽的造型特点和名称开始,到关注各时代各地区的有翼兽造型,使得对有翼神兽形象的起源、差异等更多学术问题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鲁迅藏汉代有翼神兽画像新探

鲁迅先生所藏汉代有翼神兽画像系汉代画像石拓片。有翼神兽并非域外传来,很有可能是中国巫术文化的产物,而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有翼神兽刻画在汉代墓室的石壁上,是因当时人们受升仙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内心深处祈求驱邪避灾、得道升仙、向往福禄平安的象征性形象符号。

鲁迅藏汉代有翼神兽画像探析

鲁迅先生藏汉代有翼神兽画像是从汉代画像石上拓印下来的拓片本文主要从前人对翼神兽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有翼神兽并非域外传来,很有可能是中国巫术文化的产物,之所以把有翼神兽刻画在汉代墓室的石壁上是因当时人们受升仙思想的影响,把它当做一种内心深处祈求驱邪避灾、得道升仙。

中国早期有翼神兽问题研究四则

中国有翼神兽问题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就其出现时间以及对少数有翼神兽的识别、风格、来源以及中国有翼神兽和相关器物造型中的本土元素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草原游牧地区有翼神兽的造型探讨

有翼神兽这个造型,在历来的学者之中研究较少,草原文明上的有翼神兽关注更少,但是有翼神兽作为古代神兽的一种特殊形式广泛的出现在亚欧大陆上,是一个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都出现过的神兽造型艺术,在整个亚欧大陆上草原游牧民族承担着一种文化和经济交流使者的任务,草原游牧民族的有翼神兽也是东西方有翼神兽过渡地区的关键造型。

巴蜀汉代石刻有翼神兽的羽翼造型及其影响因素

在巴蜀东汉画像石(砖)中,有龙类型翼兽、虎类型翼兽、马类型翼兽、鹿类型翼兽等带翼神兽,它们或单独出现,或组合出现,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汉人的审美想象与造型能力。本文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巴蜀有翼神兽的羽翼造型进行了类型分析,提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石刻画像的羽翼类型,有肩翼与飞翼两大类,并在此之下进一步划分出十余亚型。结合图像和文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受中外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中的尾背展亚型飞翼尤其体现了巴蜀汉代石匠在形象塑造方面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有翼神兽性质考释

自2005年大同沙岭M7墓发掘以来,其中的壁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该墓葬壁画保存相对较好,是考察北魏初期社会生活及精神文化氛围的重要史料。墓室北壁上栏中间出现两幅带有羽翼的神兽形象,右侧一幅残损,左侧一幅保存相对较好,目前尚未有研究明确其形象。关于其形象定性的探究与北魏时期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涉及多种文化在沙岭M7墓中的显像与隐性表达,对该有翼神兽为何的定性,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北魏时期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情况,并为考证琐罗亚斯德教在我国传播的年限界定提供新的美术考古证据。

神兽西来:丝绸之路上的天马和翼兽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其中天马和有翼神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非常重要的美术题材,在考古发现中留下来许多遗物和遗迹。本文以文献和考古两方面材料相结合,分析和论述中亚的双马神崇拜与东传、汉代有翼神兽的流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与昆仑神话对天马信仰的助推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从考古学与艺术史的层面,剖析了汉晋时代丝绸之路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有翼神兽渊源问题探讨

围绕着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有翼神兽的渊源问题,学术界曾赋予极大的努力。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记述,通过对原始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翼兽羽纹相关实物的造型分析,探讨羽翼与神兽之间,从平面抽象到逐渐立体具像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比较西亚、中亚地区有翼神兽的造型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中国有翼神兽形成的主要历史渊源。

从长安铜飞廉到洛阳石翼兽——对中国古代有翼神兽问题的一个讨论

中国早期两种样式的有翼神兽到西汉中期以后表现出融合及风格化的态势。山东滕州石翼兽"龙爵"(飞廉)题铭及苍山画像石的相关题记和图像,是我们确定东汉石翼兽乃至早期有翼神兽的称名重要物证。东汉首都洛阳应是石翼兽的兴起之地,并以光武帝原陵的石翼兽具有代表性,其范本可能来自东迁长安的铜飞廉,雕造契机与汉明帝推行上陵礼有着直接关系。

“饰趺以飞廉”——论中国早期有翼神兽的传承与演变

飞廉作为一种流传有绪的有翼神兽及艺术母题,早期多用于装饰钟虔、磬虞或其座子(趺)。其形制可分本土和含有外来形式因素的两种,战国时期初见端倪,西汉时期逐渐统一,风格化显著。汉武帝时在长安仙观上雕造的铜飞廉,是该母题中具有标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杰作,影响巨大而深远。

盛唐“镇墓兽”形象内涵解读——兼谈镇墓兽所体现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作为随葬明器"镇墓俑"的一个重要类别,镇墓兽是最能体现古人"打鬼驱邪"丧葬文化观念的明器雕塑艺术。在明器雕塑史上,镇墓兽发展至盛唐时期,其造型风格已趋于成熟。盛唐镇墓兽镇墓驱邪的功能之所在,是与其造型形象的每一部分紧密相连的。因而,对盛唐镇墓兽典型形象的造型展开分析解读,探讨其镇墓驱邪的原因和内涵之所在,并对其"狮形"、"有翼"的形象特征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古代明器雕塑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格里芬纹样在中国的传播与会通

作为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史中颇具影响的格里芬纹样的起源和在中国本土的传入、传播与发展,是纺织服饰史和丝路交流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结合新近出土的文物和史料发现,文章认为格里芬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古埃及,随后传播至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并伴随欧洲大陆的“罗马化进程”向东传播,通过北方草原民族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元代以格里芬为主题的纳石矢织金锦,从艺术和织造技术上综合反映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对格里芬纹样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范围理解更加细化,对中国丝织品纹样史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安徽寿县汉墓铜翼兽及相关器物的年代探讨

战国时期有翼神兽从西方传入中国,汉代中国境内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逐渐增多,并沿着自己特有的演变轨迹,形成了从半匍匐状的龙变成行走状的辟邪的发展序列,但其中存在一些缺环寿县汉墓出土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不仅弥补西汉早中期到东汉晚期翼兽形制演变的年代缺环,也为国内外几件馆藏铜翼兽形筒座的年代判断提供重要参考。

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

汉代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上有一类表现一虎形翼兽正欲吞食一人或兽的题材。有翼神兽为西方传来的艺术形象。此类画像在汉代墓葬中的出现却是本土文化和信仰的发展,是墓葬大傩的延伸。墓葬大傩是驱除危害死者尸体和灵魂的鬼魅,保护死者升往仙境。

神兽西来——重庆忠县新发现石辟邪及其意义初探

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忠县新发现的一尊石辟邪,论述了它与近年来相继在川渝地区发现的汉晋石阙、石兽之间的关系,提出这类带翼的石兽应是受到西来文化影响的'有翼神兽'的一种类型,并对后来南朝时期的陵墓神道石刻中的有翼神兽产生重要的影响。过去一般认为南朝石兽多源于河南地区,从川渝两地发现的同类石刻分析,长江上游很可能也是南朝石兽的来源之一,其传播路线可能通过长江三峡形成的'峡江水道'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谜一样的独角神兽(二)

历史上的辟邪神兽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狭义的专指东汉时流行的头饰双角的有翼狮虎形神兽,以置于墓域神道"辟御妖邪"(颜师古语)为主要功能。广义的辟邪神兽包容东汉、南朝立于神道中的各类有翼神兽,而无论其为独角、双角、无角或雄雌,也无论其被称为天禄、麒麟。其外在特征形成一定模式化风格:身形如狮似虎,张口吐舌,獠牙外露,肩生羽翼,粗尾、爪足、短耳,昂首挺胸,跨步向前,对称设置。它们在"辟御妖邪"的同时,也彰显带有社会等级之差的礼制法度,故而体量与威猛之势成比例增长。标新立异的辟邪神兽,堪为古代礼制神兽创制的榜样。

2016敦煌文博会再现丝路辉煌

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很早就开始发生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但是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路线却一直没有概括性名称。1877年,柏林大学教授李希霍芬在他的地理学名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名。丝绸之路的开辟,归功于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26年,张骞历尽艰辛,从中亚大夏（今阿富汗西北）返回长安。汉武帝从张骞那里了解到葱岭（今帕米尔）以西居然还有如此广阔富饶的西方世界,于是不惜动用数十万人在中国西部修长城,并在敦煌西部设玉门关和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