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

现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价值对齐方案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经验证据与实证方法厘清人类道德的自然主义基础,并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应用到AI对人类价值观的学习之中,忽视了道德的自然主义解释的根本性缺陷,引发了AI价值对齐难题。有限主义认为,现有AI价值对齐方案主张使AI具备类人道德,在本质上遵循AI发展的自由主义进路。这过于乐观化、理想化。在现实中,时空有限性、类人有限性与算法有限性等难题导致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同时,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又伴随着各类技术风险与社会风险,即AI失控风险、人类机器化风险、无人担责风险与AI滥用风险。对此,应坚持有限主义的AI价值对齐方案,反对通用AI价值对齐的路线,坚持AI价值对齐的去道德化,制度化防止AI道德责任对齐,以及控制AI价值对齐的应用范围。

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爱丁堡学派研究纲领的转变述评

强纲领是SSK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旗帜 ,但其内在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境 ,不但招致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强烈批评 ,而且还日益成为SSK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爱丁堡学派在 2 0世纪末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社会学有限主义。本文在系统阐述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梳理了强纲领与社会学有限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探讨了爱丁堡学派研究策略的变化 。

爱丁堡学派的歧途: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

爱丁堡学派是SSK的第一个学派,爱丁堡学派理论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前期的论说核心是"强纲领",后期是"社会学有限主义",爱丁堡学派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理论延伸,并没有使爱丁堡学派摆脱相对主义困境,反而加剧了这一困境,并最终导致爱丁堡学派的衰落。

略论强纲领与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关系

有学者主张,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构成了爱丁堡学派的一次理论转向。但是,强纲领和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倡导者和评论者都从未说明或暗示存在那样一个理论转向,并且强纲领和有限主义的内容从逻辑上说也不可能构成简单的竞争或替代关系。正好相反,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是爱丁堡学派理论的一次深度拓展,对这一拓展的完整论述有赖于以相对主义为中介对爱丁堡学派理论论证的合理重建。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三重批判

在正义理论中,为了证成“公平的正义”,罗尔斯自始至终都把功利主义作为主要的理论对手和批判对象。罗尔斯创造性地将功利主义分为古典功利主义、平均功利主义和有限功利主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与两个正义原则相对照,通过展现“公平的正义”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完成对功利主义的全面批判。罗尔斯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功利主义批判的理论力量逐渐减弱,尤其是有限功利主义对“公平的正义”构成了难以消解的理论压力。“公平的正义”要想完全取代功利主义,必须寻求更加充分的理由。

司法有限主义及中国司法的路径选择

司法有限主义,是司法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综合了最小量度、最低程度与最窄尺度的底度化过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是司法有限主义的客观基础。在"案多人少"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基本矛盾的背景下,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出发,坚持司法有限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应从处理好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外部关系、司法有限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克制主义的交叉关系等维度入手,探究我国司法实践的路径选择。

有限职权主义在行政诉讼中的确立及运用

有限职权主义意指法官依法定职权一定程度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实行有限职权主义。以有限职权主义作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取决于现阶段我国行政诉讼的特殊要求,有充足的理据。在行政诉讼中应使法院能够、也必须使法院能够助原告一臂之力,真正实现诉讼程序中当事人间的对抗、诉讼地位平等。

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胡适的有限乐观主义

胡适的自由主义以附属于天演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为信念起点，用实验主义哲学论证社会进化的渐进性，复以和平主义为理念依据去要求非暴力的社会改造。这种理路比之于当时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具有一种众所周知的低调；不过比之于进化论自由主义，它显然又是高调的、乐观主义的，甚至具有准唯理主义式的色彩。本文把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称之为有限乐观主义，并且认为它表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

警惕AI热潮中的娱乐化趋势

在此轮AI热潮中,AI宣传术居功至伟,但也呈现出某些负面效应。除了娱乐化宣传外,当前的AI发展的娱乐化趋势还表现在研究方向、企业组织和评论研究的娱乐化,在产业方向、认知观念和现实战略等层面均有表现。有限主义的发展进路反对AI发展的娱乐化趋势,主张遵循有益AI理念,坚持AI以人为本,在推进AI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同时,有效治理AI、控制AI。最终从战略上引领AI技术为实体经济赋能,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要求。

密尔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折衷主义特征

折衷主义是密尔政治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特征。其自由观总体消极,却含有积极倾向;在国家观上主张有限的放任主义;主张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改良方案。理解这一特征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限制下的选择——论音乐理解与评价中的有限差异现象

本文考察了音乐理解与评价活动中的诸种有限差异现象,意在凸显音乐意义多解性及音乐价值主观性问题的同时,强调此多解性、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音乐理解、评价活动可毫无限制地任意为之。在结语中,笔者期望继拙文《论音乐作品的质量及其评价》后再次强调"有限相对主义"观念的重要性,以实现意义多解性与有限性,价值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理论和解,并视之为音乐理解、评价活动的规律性特征。

限制下的选择--论音乐理解与评价中的有限差异现象

本文考察了音乐理解与评价活动中的诸种有限差异现象,意在凸显音乐意义多解性及音乐价值主观性问题的同时,强调此多解性、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音乐理解、评价活动可毫无限制地任意为之。在结语中,笔者期望继拙文《论音乐作品的质量及其评价》后再次强调“有限相对主义”观念的重要性,以实现意义多解性与有限性,价值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理论和解,并视之为音乐理解、评价活动的规律性特征。

作为一种审议性政纲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既不是一种综合、全面的理论,用以阐释、分析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动态演进,也不是一种单纯描述现实难题的理论,而是一种致力于经济社会变革的审议性政纲,努力将政策"倡议"和"斗争"实践结合起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政纲,建立于"各种斗争形式无法简约化"的基本认知基础之上,因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反父权制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工业主义斗争,都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作为一种完整的行动战略,它还必须把"时机浪费"元素当作一个独立的维度来考虑。相应地,生态社会主义一般而言的"双重战略"就必须拓展成为一种独特构型的"三重战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探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探析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本文就SSK产生的历史条件、代际演进及其反思进行探析,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带来新的路向。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探析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亲缘关系与家族企业的高管变更——有限利他主义的解释

家族治理是否有效一直是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利己主义或者利他主义的人性假设过于极端,因而提出有限利他主义。本文以高管变更作为切入点,选取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有限利他主义对家族创始人制定高管变更决策的影响及其表现方式。研究发现:(1)在企业经营业绩不好的情况下,高管能否留任主要取决于其与家族企业创始人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如果存在亲缘关系,则高管在任期内被辞退的可能性会降低;(2)即便与企业创始人存在亲缘关系,但业绩下降仍旧会提高高管连任后再被辞退的可能性和被渐进式辞退的可能性;(3)家族企业创始人虽然注重情感与亲缘关系,但做继任决策时仍然秉持能力至上的原则,具有更强经营能力的家族成员往往最终获得聘任。本文的研究表明,家族成员在企业的人事安排中存在明显的有限利他主义,并且相对于利他主义,有限利他主义假说更有效地解释了家族企业的组织决策行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原因、机理与控制

司法的社会回应力之核心,在于确定司法正义输向社会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又与司法自身的回应能力以及回应力度的理性判断密切相关。在中国司法与中国社会处于同时但不同步的"双转型"状态下,如果司法欲求与社会的融洽就不得不考量自身对于社会的回应能力与回应力度。总体而言,司法回应社会的运作机理一方面体现在司法要对社会因变迁、转型而出现的新技术、新事物、新诉求有所回应;另一方面指向司法要对社会公众关于某种确定价值、权利追求或者不确定价值、权利议论给予法律确认、案例固化或者作出价值与制度的引领与规训。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体现在它本身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通过司法场域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在中国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语境下,中国司法的社会回应力并非是无限度的,仍然面临着回应能力不足以及回应社会之力需要得到控制的共时性双重压力,所以,在逐步提高中国司法回应社会能力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司法的公共理性与司法场域的适度社会开放、回应型判决理由与判决的可接受性以及司法有限主义与复合型司法构造下的三重机制的控制。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经过实践积累和理论归纳,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要求所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予以遵守,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和价值理念并为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基本准则。主张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涵纳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容的根本性、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特殊性等三方面的属性。基本原则受行政诉讼性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和立法目的的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职权主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在审理阶段的具体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不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