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场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限主体性

人的有限主体性在哲学层面表现为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求对主体生活的现代性场域进行全面现实的考察;在经济学层面表现为外在限制与内在解放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直面主体利益分歧,深化价值引导,引领“趋利”趋向更高级的需要,“避害”避免更深层的隐忧;在政治学层面表现为主体创造与他人共在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结合具体的时代机遇引导学生共创价值,并且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价值共享。

有限主体性的生成——试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关联

康德的先验主体是一个蕴含着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体,其有限性主要体现在"自在之物"所标识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度上,无限性则体现在其追求统一性和综合的努力之中,但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要素在同一个哲学体系中必然无法持久地共存。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费希特和黑格尔朝着无限性的方向予以发挥,将康德的先验主体逐步上升为绝对主体,却又不得不纠缠于体系中的有限性宿命。马克思则更多地发挥了有限性的维度,却也要面对主体的统一性问题。这种统一性集中展现在对实践活动,尤其是工具的重新考察之中。最终他通过一个人类学的有限主体模型承接了此前哲学体系的种种矛盾和张力,实现了有限主体由认识论领域到人类学领域的转变。

主体性理论与西方法学的演变

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主体性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西方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转入形而上学,成为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的“理性主体性”法学。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官主体性”法学。到了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开始了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与此同时,经济分析法学提供了一种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称为“有限理性主体性”。

动物民法地位的四类重设与我国的应然选择

在世界上有民法典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重设了动物民法地位,4个国家正打算进行重设,形成一股潮流。所谓重设,就是不再把有生命的动物与无生命的物件等同。重设的模式有四类,即动物非物模式、动物有感生灵模式、特殊客体模式(又称全动物模式)、有限主体模式。一旦完成动物民法地位重设,民法整体必须经受或大或小的重构。动物非物模式重构较小,有限主体模式重构最大。我国《民法典》未完成动物地位重设,没有采纳我国学界提出的特殊客体模式、有限主体模式重构建议。未来的《民法典》应采用有感生灵模式重设动物地位,同时吸收其他模式的合理因素对民法典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解构视角下译者主体性问题及其反思

传统的翻译研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审视翻译活动,重点放在诸如"忠实"、"对等"等讨论上。其实,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主要的执行者,只有全面认识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合理解释翻译活动。本文介绍与分析了解构主义思想是如何揭示译者主体性的,但同时认为,只有恰当定义译者主体性,认识到译者主体性是一种有所限制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建立译者主体性理论。

论动物的法律主体资格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但是也不能忽视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应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城市现代性的风险逻辑及其伦理调适——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风险是人的主体性、人的存在、需要与发展受到危害的状态,风险具有深刻的人文性、地理性、政治性。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始终与风险相伴。在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人与风险的关系具有了新的特点,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杂糅性。现代性的"创新—破坏"辩证法、"伸展—压缩"辩证法、"控制—放任"辩证法及其与城市化的结合,是形成城市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建构具有"公共权利"底蕴的城市空间,具有"微观正义"底蕴的城市制度,具有"此在伦理"底蕴的城市教化与城市启蒙,对应对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基础意义。

国际法语境中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构建

法律人格者仅存于其权利义务中,国家在国际法之权利义务承担方面与私人之权利义务承担相比较并无二致,因此其法律人格也与私人人格并无不同。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即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因滥用统治权力突破必要限度,对他国主权或国际共同利益造成损害进而构成国际犯罪,国际法责令该个人行为者连带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以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制度。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实现方式,具有利益衡平性,并通过个案来实现。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模型从根本上证明了"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理论的正当性。

儒家情感主体性困限的哲学转机

情感儒学虽然对理性本体具有积极的纠偏作用,但依然存在着主体性困限,即情感本体与理性本体一样,最终确证人作为主体是自足自明的无限存在者,这既存在理论疑难,也存在现实风险。当代儒家通过借鉴现象学的方法突破了主体哲学的现成对象化视域,为克服主体性困限带来了转机。首先有学者通过“感”的生存论阐释,突破了情理二分的现成化心灵模式,消解了情感与理性的本体之争,揭示生存体验的“感”之于主体性情感和理性的先行性;进而又有学者溯源性的追问“感”何以可能,通过“情”的本源论解蔽,揭示“情”对于“感”的源始居有性。据此可知,主体情感根植于“感”,而“感”渊源于“情”,因此人作为主体是非自明、非自足的有限存在者。要走出情感本体的主体性困限,势必正视这一实情并推进相关的理论革新。

休谟道德哲学的本体论失陷

休谟哲学中关于因果性或内在理性关系的怀疑论,导致真与实存之善的断裂,从而成为休谟道德哲学的本体论失陷。真与善之断裂的认识论根源在于理性与经验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它体现的时代意志则蕴含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的哲学史动力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原则"发生了异化,它在本体论层面表现为绝对主体被有限主体和客体所取代,它在伦理学层面表现出个人主义伦理的特征。

论有限的主体性——对两种译学范式中的主体问题批评

本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范式的译学研究中对“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两种极端观点提出批评,并挖掘了其人学的理论根源,指出这两种极端性是两种对立的人学观所造成的。作者认为,应该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人学观加以克服,指出主体性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并以此来作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主体观。

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探析

胎儿能否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理论界认识不一,本文通过分析,提出活着出生的胎儿属有限民事主体的观点。

作为后现代寓言的《弗兰肯斯坦》——女性科幻小说中的异形自我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形象反映出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对动摇理性和主体性的谵狂/他者的思考,同时显现了女性在父系秩序中受到压抑的沉默位置。怪物也是最早的女性科幻小说中的异形自我形象,是后现代赛博文学中最早的“赛博”人起源。他的存在解构了全能的自为主体和被支配的他者的关系。作为一个“非人”的赛博怪物,他具有强烈的文化混杂性,启示人们必须开始对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为特征的性别、主体、身份等传统概念进行反思,对同时具有多元交叠的混杂身份和异质主体间性的人进行再思考。

生成式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象征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步入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阶段.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潜力,但其不确定性也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本文主张应当随着技术的发展赋予生成式人工智能有限的民事主体资格,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机制,以引导实践的发展.

复杂社会,我们应树立何种风险观?——基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作为一种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具有深刻的主体性、文明性、过程性、城市性。风险不仅是一种近现代问题,更是始终伴随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进程的现象。从村落型社会到城镇型社会,再到城市型社会、都市型社会,人们不断获得更高量级的文明性、确定性、主体性,也逐渐触发、遭遇更高量级的风险和问题。世界文明、现代城市社会,存在聚集与分散、异质与同质、流动与固定、复杂与单一等二律背反,风险正寓于这些二律背反及其相互扭结之中。人的主体性、人们行为的不合理、不完善,是风险从潜在走向现实的关键环节。通过理性发展、科学技术、自由法制、专业分工等呈现的现代主体性有走向无约束、无限度、自大甚至狂妄的趋势,这是现代社会风险生成的深层次原因。应对风险社会,需要树立更具实践智慧、伦理底蕴、风险意识的文明观、城市观,需要观念和认识、体制和机制、行为和心理等层面的自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