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限代孕的法律规制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代孕成为弥补人类生育能力的一种手段。对有限代孕应进行合理界定。国内外有关代孕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规制模式。对有限代孕应从立法模式、立法原则和具体规则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使这一技术达到促进人类福祉的目的。

非商业性有限代孕的制度构建探析

能有效实现生育权的代孕之于不孕不育症、中老年失独等社会问题,其正当性值得肯定。代孕之“反对说”和“肯定说”各执一端,或单向坚守社会道德原则或只顾社会客观需求;而非商业性有限代孕能较好地实现两者价值的衡平,故值得予以制度化构建,其中,应贯彻代孕母亲血亲生育、非自然受孕、非商业化代孕等原则,在严格规制下实施非商业性有限代孕制度,建立起与夫妻间人工辅助生殖(试管婴儿)、人体器官及血液捐献和收养制度(兜底)相协调的生育权保障体系。

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利的国家保障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甚为庞大,其特殊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其中最为突出和迫切的是再生育问题。由于失独家庭大都已丧失生育能力,代孕乃是其实现再生育的主要途径。基于失独家庭的特殊性,对其有限开放代孕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在法理和情理上也均具有合理性;且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承受了失独的不利后果,故其选择代孕方式实现再生育的行为应当获得国家保障。国家应通过代孕类型、代孕条件、代孕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保障代孕的有序运行,还应通过扶助模式、扶助资金、扶助标准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对失独家庭有限代孕予以必要救助。

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利的国家保障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的重心往往都放在独生子女上。一旦独生子女死亡,对父母及其他长辈将造成毁灭性的精神创伤,婚姻家庭也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在无法依靠自身生育血亲子女的情况下,失独家庭重获子女的方式已极为有限:一种是通过收养获得不具血缘关系的非血亲子女,另一种是通过让其他女性代孕的方式获得血亲子女。

对“有限开放代孕”之批判观点的思考与回应

涉及代孕的理论争议一直存在,主要存在"全面否定说"与"有限开放说"两种观点。在不孕不育和失独现象日渐成为社会困境的现实背景下,"全面否定说"主张及其主要支撑点经不起论证和推敲:"违法说"并无实质依据,部门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提供明确支撑,相反"有限开放说"却存在相对充分的法理渊源;"生育权实现需要自身具备条件说"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理与人性的诡辩,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本义和要求存在差距;"少数人权利关系不大说"在形式上貌似契合"法律不理会细小琐碎之事"的法理原则,但在实质上混淆了权利保障与惩罚谦抑的范畴,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德风险;"违背人性说"忽视了人工生殖领域中的类比性解释对接,实际上是一种偏向性的理念选择;"法律家长主义说"的解释,在代孕禁止的论证视域并不周延,存在价值偏差。

中国有限放开代孕之法律伦理证成及其规制

面对日益扩大的代孕需求与屡禁不止的代孕黑市,中国目前对代孕完全禁止的态度值得反思。有限放开代孕仅面向缺乏生育能力的已婚人群,并对代孕类型和代母的资格加以严格限制,因而不会产生伦理学上的难题,反而具有伦理和法律层面的双重理论支撑。伦理层面,有限放开代孕不会损害代母的人格尊严,也不会破坏公序良俗;权利层面,有限放开代孕既是不孕者实现生育权的重要途径,也不构成身体权的滥用。当然,有限放开代孕的实现需要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双重规制,我国有必要制定统一的《人类辅助生殖法》,并实施委托人和代母资格许可制和代孕协议审核备案制,各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医疗机构还需对代孕进行全过程监督,防止非法代孕。

基本权利视角下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基于现代生育技术而发展的代孕技术与代孕产业逐渐由暗入明,进入了社会公众视野,并且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的争议。代孕是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我国也亟须厘清关于代孕的基本方向,进而搭建合理、合法且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目前,学界关于代孕行为存在“绝对禁止”和“有限合法”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代孕行为侵犯人格尊严而应当绝对禁止,后者则主张在生育自由基础上的代孕有限合法化。从基本权利保护视角出发考量,无疑应当坚持代孕绝对禁止的立场,原因在于:代孕行为不仅侵犯了宪法法律所认可的系列权利,特别是人格尊严,还侵犯了宪法法律文本之外的应然法权诉求。但是,过于绝对化理想化的立场也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关于代孕绝对禁止的观点由于过于绝对化,未能给予代孕技术本身相对公允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尚不健全,存在立法空白以及处罚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对此,持续推进代孕行为的有效规制固然是应予坚持的基本方向。为搭建关于代孕的合理规制体系,应当多措并举,系统性构建代孕行为的预防与制裁机制。其中,健全以专门立法为核心的法律规制体系,强化代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优化代孕行为的刑事归责思路,应当被重点关切。

俄罗斯代孕法律规制研究

代孕技术的应用挑战着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也引发诸多法律问题;对此,作为俄罗斯健康保障制度的俄罗斯的代孕制度,其相关原则、规则的现状及其趋势于我国相关制度建构之主体资格、合同范畴和儿童最大利益保障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采取完全有偿模式,严格限制代孕合同主体的资格,并形成以维护儿童最大利益为核心的亲子关系认定原则;在趋势上,其法律规制呈限缩样态,不仅计划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使用代孕服务,且朝向禁止商业代孕、实行有限代孕发展。

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及处置权问题研究——基于伦理、情理、法理的衡平思考

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及处置须综合考虑复杂的法律、伦理及道德因素,作为"生命"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法律属性与处置规则在不同司法领域具有不同的解释项。人体冷冻胚胎具有成为人的潜力,应给予特别的尊重,宜将其界定为人格化的"特殊物体",其归属与处置应以协议为原则,以儿童最大利益保护、夫妻一方的特殊照顾等特殊事由为例外。当夫妻双方死亡后,生前并无将人体冷冻胚胎捐赠的共同意愿表达时,应以销毁为原则。但基于我国计划生育、失独家庭等特殊因素,可考虑立法赋予双方失独父母对"孙辈冷冻胚胎"以监管权和处置权,建议允许六十周岁以下且具有抚养能力的失独家庭对"孙辈冷冻胚胎"享有有限代孕权。

失独家庭特殊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庞大,其特殊保障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对失独家庭的保障有相应的政策与参照办法,但对其特殊性关照不够。基于失独家庭为国家利益作出特殊贡献的因果关系,从公法与私法双重角度考虑,国家在保持其原有公权力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应成为失独家庭特殊保障扶助责任主体。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应纳入国家预算,并通过立法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如为独生子女家庭购置相应的商业保险、建立脐带血保存预防疾病制度、建立胚胎预防制度、允许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等。实现失独家庭体系化的特殊保障,应从国家、社会两个主体针对失独家庭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建立起二维一体的具体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