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有限司法审查原则

2002年，中国在行政法领域的密集动作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年度，《政府采购法》颁布，《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程序启动，《行政程序法》制定意向明确。对《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改也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要对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作出扩大，把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其中。我国法治的迅猛发展固然可喜可贺，但这种形势也容易使人走入司法万能论的误区。众所周知，司法并非毫无缺陷．在对行政的控制上，司法手段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控制得越严越好。它只是众多控制手段中的一种，而且是有限度。在这种情势之下来探讨一下行政诉讼法的有限司法审查原则就显得尤为必要。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经过实践积累和理论归纳,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要求所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予以遵守,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和价值理念并为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基本准则。主张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涵纳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容的根本性、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特殊性等三方面的属性。基本原则受行政诉讼性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和立法目的的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职权主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在审理阶段的具体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不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

行政判决执行中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判断与应对

给付内容明确(确定+具体)是判决具备可执行性的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原则判决认定为“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判决,并据此对当事人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或受理后予以驳回,使得一些判决难以对公民产生实质意义。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对给付内容明确与否的判断,采取的是“与民事诉讼适用同一标准”“所有判决统一适用相同标准”的做法。这种做法忽略了行政诉讼的特质与行政判决的复杂性。另外,在司法审查有限的原则下,法院有时难以通过现有的由执行机构向审判机构征询意见的应对程序独自解决给付内容不明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符合行政诉讼特质的判断标准与应对程序,即:在判断标准上,对于行政行为给付类判决应采取“确定即明确”的标准,对于其他给付类判决则仍沿用传统的“确定且具体才明确”的标准;在应对程序上,应当将行政机关纳入解决给付内容不明确的程序框架,根据执行权、审判权与行政权的权限分工建构应对程序,以实现确保给付判决可执行性的制度闭环。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的法律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目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实际上突破了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文在此以广东省为例探讨此类"违法"行为之试点如何成为可能。借助规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广东省政府规章和广东省高院规范性文件解读,指出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将相应法律风险转嫁政府,而地方政府事实上无需为"违法"试点行为承担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进而为试点营造了生存空间。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路径

重作判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给付类从属判决。实践中,重作判决的适用存在适用要件不完善和裁判形式不明确等困境。这不仅影响重作判决制度功能的发挥,也造成了重作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的混淆适用以及界分困难。重作判决的适用要件可归结为前提性要件、必要性要件、可能性要件,即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或确认无效、被诉行政行为或争议法律关系须被重新处理、被诉行政机关具备法定职责且具有重作可能性。在裁判形式方面,根据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同时兼顾救济实效性,重作判决应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以指示性裁判为补充。关于重作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的界分,不履行法定职责类案件应适用履行判决而非重作判决,重作判决与变更判决则是一般与例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