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与风险投资绩效

风险投资机构在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风险投资行业逐渐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本文研究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与风险投资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有限合伙人的政府引导基金背景、风险投资声誉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有限合伙人网络中心度越高,对风险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2)政府引导基金背景、风险投资声誉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均反向调节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风险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3)风险投资机构里若有限合伙人数量多或风险投资注册地与被投资企业注册地为同一省份时,有限合伙人网络中心度高能够显著提高风险投资绩效。有限合伙人应注重自身的社会网络联结;监管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促进风险投资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风险投资机构退出绩效。

基于有限合伙人视角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管控分析

近几年,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以LP(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规模不断壮大,逐步发展为重要投资形式之一。为进一步规范基金业务发展,防范投资风险,结合公司投资业务实际,对基金投资管理模式和风险管控策略进行研究梳理。

反思与启示:对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制度的检视

有限合伙私募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从一出现便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和追捧。然而"高度自治"的立法理念极大地增加了投资者即有限合伙人的投资风险,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护面临严重挑战。作者在比较美国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经验并借鉴我国《公司法》对于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措施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有限合伙人权利保障的构想。

有限合伙人、竞争者间接联结与企业创新

基于竞争性信息泄露假说,研究企业通过有限合伙人(LP)形成的竞争者间接联结对自身创新的影响。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以电子与光电设备行业接受A轮风险投资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LP的竞争者间接联结数量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VC的竞争者间接联结数量、LP参股VC基金的相对金额、VC的合作关系均反向调节上述关系。把竞争性信息泄露假说扩展至LP层面,提醒企业在寻求VC投资时,需要注意通过VC的竞争者间接联结以及更为隐秘地通过LP的竞争者间接联结对自身创新可能带来的阻碍。

论有限合伙人的“执行合伙事务行为”

有限合伙人的"执行合伙事务行为"是有限合伙法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却是模糊的。美国有限合伙法的发展趋势是日益扩大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控制权。我国合伙企业法虽没有必要盲目追随这一趋势,但其现有规定过于保守,应该允许有限合伙人拥有对合伙事务一定程度的执行权。

论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法律制度

有限合伙人因受有限责任制度保护而使其身份识别显得重要,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体现在合伙协议的内部确定、有限合伙证书显示信息的外部公示、企业事务控制权和合伙企业名称四方面。有限合伙人身份存在被推定和被否定的制度设计,以企业事务控制权为核心的有限合伙人身份否定的证明责任在于债权人,以合理信赖的标准承担责任有利于保护有限合伙人。我国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立法可以借鉴美国1976年的ULPA模式为主,确立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制度,明确有限合伙人身份错误责任以及依控制权、合理信懒原则设置有限合伙人的否认制度。

有限合伙人合伙事务执行权与“控制权规则”研究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原则禁止有限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执行权即"禁止执行合伙事务规则",与第七十六第一款"表见合伙规则"合并适用,构成了"控制权规则"。但"禁止执行合伙事务规则"系对两权分离与有限责任关系的误识,违背了私法自治之合同自由原则,属不当限制有限合伙人内部经营管理表决权等正当权利,亦难以实现《合伙企业法》鼓励风险投资和债权人保护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极易引发有限合伙人规避法律行为,徒增法律风险和法律成本。参鉴美国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我国有限合伙法律制度应修正"控制权规则":取消"禁止执行合伙事务规则",允许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通过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内部经营管理的表决权进行分配,并相应修改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将第三人信赖理由限定为有限合伙人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形成第三人信赖的普通合伙人的表见外观,以与有限合伙人行使表决权参与内部经营决策即行使合伙事务执行权相区别。同时,法律应通过建构"刺破有限合伙面纱规则",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合伙事务执行权和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劳务出资问题探究

纵观各国商事立法,放宽对于非货币出资的限制已经成为了世界主流发展趋势。允许有限合伙人参与风险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与我国当下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现状相符合,放宽有限合伙人劳务出资的限制,在充分发挥有限合伙人劳务价值的同时,可以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方式论

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因身份不同而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因此,对二者进行身份识别有着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的一般方式主要有三种。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实践中引进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的特殊方式,即"推定识别方式"和"否定识别方式"。

国有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风险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采用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国有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风险投资对自身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当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较高时、风投机构为主投时,以及被投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上述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的检验显示,民营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风险投资对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我国有限合伙人出资义务规定缺陷之克服

我国《合伙企业法》在有限合伙人出资义务方面的规定存在着一些结构上的缺陷。立法完善方案可考虑规定有限合伙人货币出资应占其投资总额的比例要求、细化规定有限合伙人的非货币出资、规定有限合伙人的首付出资比例及出资缴付时间等内容。

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

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2003-2015年相关数据,研究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有限合伙人的网络中心性对创投机构的网络中心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有限合伙人与创投机构的关系强度正向调节上述影响。研究同时发现,与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有限合伙人建立并保持强关系,有助于创投机构占据网络中心位置。

我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兼与英、美相关法律之比较

有限合伙制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我国有限合伙制度处于起步阶段,与英、美等国法律相比,仍存在有限合伙人的撤资规定缺位、权利缺失等问题。因此,应该严格限制有限合伙人撤回出资的条件,适当扩大监督权的范围,并对有限合伙人对企业外部承担的有限责任进行必要的限制,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合伙企业的法律制度。

谈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护——从《合伙企业法》出发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正式将有限合伙企业作为一种法定的企业形态推向社会。有限合伙作为一种灵活的企业形态，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等经济运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同时，其灵活的责任承担方式和管理机制，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在风险投资中得到了大家的青睐。

略论私募股权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积极”参与投资决策之行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中有限合伙人广泛参与投资决策的行为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后果,本文概括分析有限合伙人的参与动机,并对现有合同设计提出改良建议,以期有限合伙人回归其"被动投资者"的法律定位。

从风险投资角度谈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护

有限合伙制中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并存,有利于资本与智力的结合,成为越来越多风险投资企业选择的法律形态。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构成风险投资企业的资本,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技能欠缺等原因,有限合伙企业往往操控于普通合伙人手中,有限合伙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如有限合伙人投票表决权欠缺、管理权与建议权权限不明确、知情权范围狭窄等。针对这些问题,在借鉴美国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完善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障,以激励其投资积极性,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

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中有限合伙人的法律保护——从制衡普通合伙人的视角出发

《合伙企业法》第三章规定了有限合伙制,但其对普通合伙人的规定过于宽泛,义务和责任承担也不明确,不利于保护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人。针对存在的问题,从限权、附责、构建机制等多角度制衡普通合伙人,限定普通合伙人的资格、出资和退伙,明确其信义义务和无限责任承担路径,构建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保障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促进风险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有限合伙人法律风险防范

《合伙企业法》的修订，扫清了有限合伙企业设立的法律障碍。然两如何理清有限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及普通合伙人的关系，如何充分保证有限合伙人的权益？新《合伙企业法》的出台，仅仅是问题的开始。

试论有限合伙人管理权

管理权是企业的核心权利，谁取得了管理权，谁就从根本上控制了企业。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垄断的享有了管理权，使得同样作为投资主体的有限合伙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管理权的制衡是有限合伙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措施。

试谈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

《合伙企业法》修订后，一改传统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针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确立了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笔者试谈几点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