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有限理性存在者:智能机器人成为权利主体的理论基石

技术的发展隐藏着对人类主体的消解。智能机器人的诞生既是文明的进步,也带来了法律和伦理的风险,带来了对“人何以为人”的重新思考。在诸多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中,智能机器人的权利主体问题是最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有限理性存在者”平衡了主体的本真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以“范畴差异”的模型统御了自由意志。具有“反事实”因果能力的智能机器人能够借此分析路径融贯的纳入权利主体理论,并且根据人类尊严和法律需求设置不同的权利主体层级。

技术异化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破解的人性论基础

当今社会,随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且渐行渐远,"技术的异化"与"理性的泛滥"互为因果,继而导致"自由的沦落"与"信仰的缺失",并最终产生现代性困境。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幸福期望三方面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其批判哲学体系。适时地回溯康德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能够为技术批判寻找合理的人性论基础,最终有利于破解技术异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困境。

论人的自由权利的根据

讨论人的自由权利的问题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问它的根据；第二，“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先验论者如康德等更关注前者，而经验论者如约翰·密尔等则埋头于后者。那么，若要想完整地探讨人的自由权利的问题，就必须将二者融会贯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