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中的自然、习惯与理性——亚里士多德论品德培养机制

关于如何培养品德或美德的问题,在古希腊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讨论,最终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全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品德培养机制,存在机械论与发展论两种解释模式的争论。一个更完整的发展论的解释,可以揭示这一伦理学理论背后的潜能—运动—成全框架的形而上学基础,分析其中自然作为潜能、习惯使之成型和理性使得完善的发生机制;并将重点放在自然之潜能、自然与习惯的生长和协调、习惯与理性的生长和协调这三个阶段。通过对实践哲学中这三个因素的分析,也将清楚地展现关乎伦理的自然美德、习惯美德与完善美德的培养阶段。这样一种道德教育理念,与中国儒家《三字经》中强调性、习、教的教育观也有相似之处。

论芬伯格“实践哲学”对社会革命的辩护

在旧有的形式理性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俨然被视为一种绝对正确的规范,这就容易在承认现实的过程中发展出肯定性思维,从而削弱社会革命的合理性。而安德鲁·芬伯格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理性”,使得“理性”与“需求“”理论”与“实践”重新获得了统一。在“新理性”的基础上,芬伯格建立了“现实-潜能”的社会分析结构,从而弥合了社会理论中“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实现了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辩护的目的。

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理性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理论基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划分及其内涵的揭示,展现了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真、善、美的基本构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包含着哲学构成的多种因素,为后世哲学的出现埋下了潜在思想生长的种子,特别是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神本体"的批判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为后来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直接或间接与康德的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有着极其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

中国哲学的特性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在学界存在争议。本文试从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的本源性为视角,通过对"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本身及相关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希望以此还原两者所蕴含的内在本质,以利于对所提问题的论证与解答。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实践理性视阈下的环境法哲学体系

环境法作为新兴法律部门,尤其需要对其部门法哲学体系展开研究。环境法的生命力不在于单纯的"理论理性"及概念思辨,而是不断保持对现实世界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实践理性是环境法哲学的基本立场。实践面向的环境法学认识论,需要摆脱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主客一体"与"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通过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履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践面向的环境法学价值论,需要在遵循"价值"和"法的价值"一般性原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保护实践的需要,适当地对传统法律价值观予以突破和发展。

论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及其合理性

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 ;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 ,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 ,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 ,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 。

论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基于当代环境法哲学中三个重要命题的思考

环境法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环境伦理问题。环境伦理价值的丰富性、冲突性、选择性特征要求环境伦理价值的最基本的规范性表达是环境权利,但是,环境法的制度构建在内容上更多的是要细致而全面地规定社会主体的环境义务,这一义务是必要的和有限的。在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政策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适度污染的公共政策"。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本质上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法哲学观,是一种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有机统一,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的法哲学观,是一种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指导方法。在明白实践理性的环境法哲学观本质的基础之上,将其运用于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有其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实践哲学路向——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为个案

萨特将早年的意识现象学改造为一种实践哲学之后,获得了真实地面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论工具。在这一新的哲学视野中,空间始终与一定条件下的主体的实践关联在一起。空间一方面表现为特定的实践场域中人和物、内在性和外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构成新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另外,萨特发现除了有形的物性空间外,还有一种无形的空间构型潜藏于人和人的相互性关系中,他通过对群列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很好地论证了上述发现。

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文章介绍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探讨了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践价值。

浅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合理性

早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思想中就有了实践概念,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才形成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及实践哲学。实践概念是人类理智在哲学问题域上由追问"世界是什么"向究诘"世界应该怎样"的重大转向,意味着人的反思能力的重大提升。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没有专门的合理性或合理化的学术概念,但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中的主体性品质和主体改变世界的意境,本质上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合理性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实践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哲学关于理性思想尤其是实践理性(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性本质上是"合乎理性")思想的超越;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构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完备整体性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事物合于客观事实真理(物的尺度)与主体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人的尺度)、目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合理的哲学价值评价体系。

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基因与管理学未来

一种文化之哲学构成的判断,需要从该文化的哲学范畴入手。中国文化中的哲学范畴与西方科学哲学范畴有很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中西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分别有不同的视角。成熟于西方的科学哲学归属于认知理性范畴,中国哲学属于实践理性范畴。认知理性是实践理性必不可少的分支,但不构成实践理性的全部。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在逻辑特性方面有本质的差别,并服从不同的规律。中国哲学可以为管理学提供独立的哲学基础,并可能为世界福祉的创造带来不同的洞察力,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中国哲学或许可以为管理学开启以实践理性为实质内涵的新时代。

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哲学阐释

社会风尚表征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美德善行的社会样态呈现。社会风尚包含良好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良好价值追求维度在实践中逐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标准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标准,进而形成人们良好的行为方式。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在现代化的“冲突”与“转型”中面临多重境遇,社会风尚建设亟需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从实践主体、实践对象、价值评价三个维度出发,将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有机联结、相伴携行。社会风尚建设从“解构”到“建构”的实践进路选择,使得实践理性占据重要位置并使得社会风尚实现了日常化、生活化。社会风尚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社会风尚最终能导引社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不及”观念

“理性不及”观念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揭示理性的局限性而论,其一方面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这无疑会对当代政治哲学采取实践哲学的研究理路产生重要启示。

理性、实践、价值之于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作为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道德辩护者,首先表现为理性批判者,它以健康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沉思"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而决不是以君临世界的绝对权威,以改造现实的实践者和革命者姿态去"做"和"行动"。

“理性与价值”关系问题再考察——以实践哲学为视角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观的视角对"理性与价值"关系问题进行考察,可以将这两个维度的关系细化为物本与人本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竞争与联合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等。这样的考察所得出的理论资源是解决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这三大人类当前面临危机的核心理论视角。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阈下理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探析

理性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传统理性观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活动当中。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理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开始了理性文化重建的历程。理性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属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观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和技术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异化的批判为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价值和建设和谐理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深层逻辑的学理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观察——基于中西哲学视角的比较

《周易》价值判断的逻辑范畴,是人类迄今唯一具有完备定性判断功能的逻辑范畴。起源于《周易》的中国哲学,从基础的逻辑形式和立足点起便与西方哲学不同。《周易》彖辞“元亨利贞”是关于关系判断的逻辑范畴,是中国哲学之价值逻辑的核心。《周易》基于关系的价值逻辑哲学具有独特的学理内涵,归属于实践理性学理体系。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拥有优越的学理地位,是时空结合、面向未来的价值理性哲学,具备对各个研究领域的科学性进行定性判断的逻辑权柄和学理高度。中国哲学学术空间深邃广博,在容纳一切现代科学体系进展的同时,也可以提供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的逻辑空间以及推理途径。中国哲学所具备的学理高度与广大的应用空间,不仅可以用于提高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可以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