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权探微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原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为调查权。因涉及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启动调查程序的差异,移送审查提诉仅能以职务犯罪调查为前提。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启动均存在适用留置措施以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其性质上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极为类似,而原《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适用条件不复存在。在监察调查程序实施的精细化阶段,立法应有条件地赋予公职律师或其他主体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有限的法律帮助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或其他主体应明确刑事诉讼辩护人职责本位以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基于C市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证研究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两院三部”于2020年9月联合颁布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然而,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值班律师的会见机制、司法审查机制以及配套保障机制仍有待落实。实际上,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属于有限辩护,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也低于有效辩护。为此,宜从理论上明确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限辩护属性,重新审视有效法律帮助的实质内涵及判断标准;应从实践上在值班律师的履职层面和公权力机关的保障层面合力落实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改进有效法律帮助的司法审查机制,提高值班律师的履职质量,力求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实现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