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背景

“朋党”之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大背景下,“朋党”之说总是与历朝历代的朝堂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朋党之争尤为盛行,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在宋仁宗朝的朋党之争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本文通过对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及理论局限的研讨,以及对从景佑党争到庆历党争的现实背景的梳理,深入探析了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改革派政治集团在仁宗朝的党争行为。欧阳修的《朋党论》对于研究宋代党争和士大夫政治品格,以及中国古代儒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关于北宋“庆历新政”的另一种思考——以欧阳修《朋党论》为中心

北宋历史上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革新”,其兴起及失败,都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朋党”问题有着某种内在关联。欧阳修的《朋党论》作为一篇散文,是优美的,成功的;但其作为一篇政论文,却不是那么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朋党论》一文不仅立论基础有问题,而且论述逻辑也有问题。因此,欧阳修这篇政治申辩书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带来了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从而加速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欧阳修《朋党论》在朝鲜汉文学中的接受历程

欧阳修《朋党论》传至朝鲜后,在其汉文学中掀起了一股与朝鲜朝中后期党争相始终的长达二百余年的追摹热潮。朝鲜文人尽力淡化用欧阳修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划分党派各方成员,也不认同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去小人之伪朋二说。而将各党派成员皆视为"淫党",笼统地主张去党及如何去党一直是其主旋律。他们大都倡导统治阶级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共同营造不结党营私之良好氛围,这与朝鲜朝将注重身心修养的性理学作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此外,纵观朝鲜文人对欧阳修《朋党论》的接受历程,其间既有承继,也有突破与创新。

读欧阳修《朋党论》,悟人才选用之道

朋党是困扰北宋政坛和文人命运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北宋政坛和文坛代表之一的欧阳修,他的"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朋党观对当时及现在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文章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在对欧阳修的生平、主要政治思想等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其政论名篇《朋党论》,探讨其对当今人才选用问题的借鉴意义,从而得出在组织构建中要"退小人,用君子",构建优良团队的结论。

从论据使用看《朋党论》《留侯论》

议论文中用多少事例,用什么样的事例,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其实都没有成规,也都可行,关键取决于写作目的,还有作者的自身条件。欧阳修的《朋党论》和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论文名篇,在论据使用上各具特色,有不同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欧阳修《朋党论》简析

欧阳修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成就，但散文的成就最高。无论是议论文、记叙文，还是抒情文，都能独树一帜，建立起平易简洁而又纡徐委曲，条达疏畅而又摇曳多姿、抑扬顿挫的散文风格，为后代散文打通了一条大路。他的记叙文，如《泷冈阡表》、《醉翁亭记》，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抒情、议论，并能熔于一炉，具有简洁流畅、平易自然、舒展圆润的特点。

从对《朋党论》中心论点的辨析说起

一、问题的提出把握文章的中心论点,这是一项基本的的阅读能力,但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以笔者教欧阳修的名篇《朋党论》为例,在谈到该文的中心论点时,学生的观点并不一致。而《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苏教版)对该文的中心论点的表述前后也不一致。在"文章解析"部分,是这样说的:全文共五个段落。第一段,提出文章的中心观点。

试析欧阳修《朋党论》的论证特点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杜衍等推行庆历新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却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保守派四处造谣污蔑,攻击范仲淹、杜衍等人私立朋党。为了驳斥保守派的攻击,劝谏宋仁宗,欧阳修写了《朋党论》。在多年的教学中,我深深地感到欧阳修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为维护国家发展、稳定,他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既充满战斗性,又具有政治家的理智性和文学家的抒情性,从《朋党论》中可见一斑。

论证剀切 发人深省——读《朋党论》

《朋党论》是欧阳修的一篇力作,写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当时,北宋社会正面临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仁宗皇帝所起用的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力主革新,与吕夷简、夏竦等所代表的守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身为谏官的欧阳修,满腔热情地支持庆历新政,'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夏竦等遂造为党论,指杜、范、欧等为党人,企图以此动摇仁宗对他们的信任,从而达到破坏革新的目的。由是,欧阳修作《朋党论》。

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朋党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欧阳修做学问的态度，敢于在不疑处有疑，对朋党这一概念提出质疑。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

《朋党论》阅读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北宋政坛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欧阳修、苏轼朋党观论析

朋党是困扰北宋政治和文人命运的一个沉重话题。它不仅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格局,而且对许多士大夫的进退荣辱与人生观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本文考察了从先秦以来朋党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由汉到宋千年之间的存在状态。欧阳修和苏轼两人的朋党观,体现了宋仁宗和宋哲宗时期政治气候和文人处境的深刻变化。

欧阳修与蔡襄关系考论——兼论北宋中期的朋党政治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仅24岁的欧阳修(字永叔)考中进士,同一年,蔡襄(字君谟)也名列科甲。作为同年,欧、蔡在政治立场、政治见解及从政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使得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为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坛朋伴。在仕宦生涯的早期,二人共同追随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支持他反对庸政及倡行革新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参与了发生于北宋中期的"景祐党争"及稍后的"庆历新政"。在共同的政治活动中,欧阳修与蔡襄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谊。

欧阳修的改革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小康局面,从真宗朝开始,逐渐走上了积弱积贫的道路。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全国军队几乎增加了五倍,耗费惊人的冗官冗兵,对西夏、契丹连年纳贡,皇宝、官僚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大地主肆行兼并,隐瞒土地,逃赋避税,国家财政明显地入不敷出。与此同时,西夏、契丹得寸进尺,频繁犯境。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内地的农民起义、士兵反抗“一年多如一年。

近代东林形象的变化

从万历三十九年(1611),人们争论东林是否是朋党开始,东林的形象就一直受朋党论的影响。晚清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合群立会”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东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朋党论的影响,其形象开始向正面方向转变。民国之时,东林好转的形象受到当时政党斗争的影响。随后因为“道德救亡”运动,东林形象再度好转。本文将侧重分析近代东林形象的变化及其原因,以此窥探近代以来,时人是如何利用已有的各类资源,论证自己的观点。

试论庆历新政中的欧阳修

庆历新政是北宋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在内外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以革新政治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欧阳修在新政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和政策,主要有按擦法、革新贡举、选将法、辨朋党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在理论上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实践上具有不可操作性。导致新政的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保守派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和改革派自身息息相关。而通过欧阳修身上所体现的一些软弱性可以透视改革派内部的弱点。肯定欧阳修在新政中的贡献并且对其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和评价。

别搞“小圈子”

宋代欧阳修先生的著名政论文《朋党论》,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意思是说,君子交朋友以同道为前提,小人交朋友以利益为前提。小人所爱的是薪俸,所贪的是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