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哀悼、服丧与告别的写作──读骆英《文革记忆》

骆英诗歌写作注重个人经验的表达，尤其注重集体经验与社会记忆的个人见证。由于禁忌与回避太多，与一代人的亲历经验相关的社会历史书写至今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可以说，这是记忆丧失的一代，这是被实施了遗忘工程的一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由于记忆丧失而产生了严重精神分裂感的社会。尤其是对目前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最强势一代而言，文革记忆、文革经验的“前传与后记”事实上构成了一代人的核心体验，对亲历者和整个社会来说，“文革记忆”意味着什么？对文革记忆的遗忘意味着什么？在当代诗歌、文学写作和整个社会历史领域都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两晋属吏为长官服丧成为定制考述

两晋礼学兴盛,礼学家尤其重视丧服礼。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与皇权的日渐衰微,属吏与长官的君臣关系在西晋得到确立,到了东晋则通过确定服丧制度在礼制层面上加以强化。"既葬除服,心丧三年"这一属吏为长官服丧定制的形成,是两晋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

“期功强近”与古代的服丧制度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选入了李密的《陈情表》一文，其中“外无期功强近之亲”一句是个很难理解的句子。其实该句中的“期功强近”与杜甫《遣兴》一诗中“共指亲戚大，缌麻百夫行”中的“缌麻”，都与古代的丧服有关系，而古代又有以丧服来表示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习惯，因而“期功强近”与“缌麻”就指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亲属。

非常之时 行非常之礼——评西魏北周的服丧制度

虽然宇文氏统治的西周、北周时期大力提倡《周礼》，倡导孝道，但由于处于战事频仍之时，统治者又不允许文武大臣为父母亲人依礼制服丧，而是权变从事，由此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恶果。

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互动

封爵制是中国古代重要典制之一,可以世袭是其本质属性。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双向影响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魏王朝实行前者,西晋改行后者。前者典出《尚书·顾命》,既是对周制的继承,也有汉代政局影响的因素。此制有利于确保政治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广泛行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但这一礼制场合,既是嗣君为前代封君服丧的场所,又是王朝举行袭封礼之时,故须直面凶嘉两种异质的礼仪在程序、服制、仪节方面的明显冲突,无法兼顾孝道与尊君两重原则,违背了“凶服不入公门”的礼学原则,面临“亲亲”与“尊尊”以及“公”与“私”的矛盾。后者是后起的三年丧制渐受尊崇并逐渐影响袭封的结果,爵制与政事的日益疏离,是此制被稳定践行的有利因素。对“周礼”顶礼膜拜的西晋王朝,反而选择了后起的“服阕袭爵”制,表明朝廷、士大夫对古礼的态度非常复杂,并非单纯地尊崇古礼、裁汰他说。经由汉晋时期经学和礼制的长期发展,礼学家对不同类型的礼仪等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礼制建设的因革,是礼学、礼制自身蕴含的学理与实用性碰撞的结果,亦是经典诠释、故事、学术思想、现实需要、权力格局等多股驱动力作用的产物。

欧洲黑色服装流行的历史成因

针对黑色服装在欧洲逐渐流行的主要历史成因展开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搜集法,从社会史、文化史与时尚史的角度,对黑色服装流行的重要历史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得出黑色服装的流行作为欧洲服装史上一种独特的时尚现象,受到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深刻影响,其流行的历史成因复杂且耐人寻味,对研究当代流行现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研究表明:黑色服装不仅具有宗教特色,亦是丧服的选择,工业革命之后,被赋予社交礼仪功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务实精神和忧郁心理的表达。

《左传》中春秋贵族的治丧礼仪

《左传》虽非礼书,但对春秋贵族的治丧礼仪有不成系统的零星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帮助我们能够管窥春秋贵族丧礼中的基本程式和主要仪节。这些丧礼既有符合三代礼制的仪式,也包含部分标异别样的仪节,凡此种种,杂提成篇,并略述之。

梁中大通三年政局与宫体诗的成立

梁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逝世,萧纲继位为太子,引起了朝廷中多派势力的争斗,萧纲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此时的政治形势不适合创作艳情诗歌。同时,萧统的死使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中,从创作氛围来说,也不太适宜写作艳情诗。531年得名的宫体诗实质是一种新变文体,是对永明体的继承和发展。宫体诗就是用永明体的形式来写宫廷生活的诗歌。沈约死后,京师声律论消歇,而此时的永明体是由萧纲和他的幕僚带到京师的。宫体诗最初出现在文坛时,有对永明体的继承的积极意义。

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服制定罪”创制探原

瞿同祖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变迁时指出,《晋律》开以"服制定罪"之先河,该观点对学界颇有影响。然稽诸两汉史籍及出土简牍资料,多有以五服治罪之案例、律令、诏书和律章句。深度探究发现,汉代为缓和社会矛盾及加强社会治理,全面推行丧服礼制,自觉运用服制限制秦夷族连坐遗风,禁止亲属间的违礼相犯。随着丧服之礼与律令的有机渗透,至东汉中后期,服叙已成为处置相关案件的参照标准或基本依据,还形成了"礼教与是非曲直并重"的司法模式。这些环节在相关史料中都得以显现,展示了"服制定罪"在汉代发展、创制的完整过程。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素冠》新解

《桧风·秦冠》一诗，从毛、郑至清儒均不能跳出诗序"刺不能三年"（服丧）说。现代说诗者亦多因循旧说，虽偶有摆脱孝子阴影的努力，但又陷于新的困惑。本文从"素冠是顶什么冠"打开缺口，结合辨析古今种种诗说的疑惑，最终从《礼记·曲礼》中找到坚实的旁证，证成《素冠》原来是妻子为送别离境去国的丈夫而唱的歌。

“五服”制度小考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用“五服”来界定家族关系的亲疏，在中国古代社会．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五服”即：

馬王堆漢墓《喪服圖》新探

《喪服圖》亦稱《喪制圖》,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該圖高約48釐米,寬約26釐米,主體分爲三個部分:頂端是墨色勾廓、紅色填塗的華蓋;中間是由填色方格與連綫組成的親屬關係圖;親屬關係圖左上右上是説明不同親屬身份服喪等級(服等)和服喪時間(喪期)的題記(如圖一)。

《天盛律令·节亲门》对译与考释

黑水城出土的《天盛律令》颁行于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是现存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继承了唐宋法典,但亦有自身特色。不同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天盛律令》专设《节亲门》,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的亲属关系和服丧制度,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夏社会的基本亲属关系。克恰诺夫和史金波等先生最先对《天盛律令》进行了全文翻译.

The Mourning Ceremony for The Victims

At 14:28 on the afternoon of May 19,CCPIT held the Mourning Ceremony for the victims of the May- 12 Wenchuan 8.0-magnitude earthquake.Over 300 .people including all staff members of CCPIT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

王晖在《史学月刊》2022年第12期撰文指出,通过《仪礼·丧服》所见周代服丧制度、考古资料所见西周春秋时秦国宗庙遗址,特别是西周金文和古文献,可见具体而实际存在的周王室、“准王级”宗庙制度。1.西周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准王级”诸侯鲁等国,近亲组织和宗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三庙制,而不是礼书上所说的“二昭二穆”的四庙制或“三昭三穆”的六庙制。

准五服以制罪是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

准五服以制罪虽然将儒家礼教的条文纳入法律之中,但与儒家礼教精神却是相背离的。儒家礼教的精神、合乎社会实际的家族伦理以及法律应有的公平正义在准五服以制罪的实践中被严重扭曲。准五服以制罪的表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与君权相通的父权,深层原因则是迫使家族承担自我约束与管理的责任,从而有利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

《丧服》女子“出嫁不降”考辨

本文通过《丧服》中女子出嫁前后服丧情况的对比 ,分析其出嫁不降的原因 ,探析其中蕴含的服丧原则 ,以及所反映的宗族观念。

也谈三年丧的丧期问题

近日得阅李祚唐先生的大作《论中国古代的服丧期限》,受益良多。笔者有如下几个小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三年丧何以定为二十五月。二、二十五月丧期之内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