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刑人员和被羁押人员民事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人权保障是国家和谐稳定和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被关押人员的民事权利由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更容易被人们所漠视。应秉持法治理念和人权保障意识,结合中国国情,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和保障机制,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制进程。

心理弹性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选用心理弹性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生活定向测验、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对568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通过相关分析、中介及调节效应检验发现:(1)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服刑次数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正向预测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生活满意度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乐观性对心理弹性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及生活满意度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服刑人员再犯罪有重要关系,心理弹性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有促进效应,生活满意度和乐观性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中介和调节作用。

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的关系

目的:探讨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和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某男子重刑监狱的192名服刑人员,采用社会支持量表(服刑人员版)、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评估。结果:样本的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3、-0.24),与CD-RISC得分呈正相关(r=0.25);CD-RISC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4、-0.31),均P<0.01。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4、-0.06,占总效应的22.2%、33.3%。结论: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可能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亲密度对服刑人员犯罪态度的影响:相对剥夺感与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家庭亲密度和服刑人员犯罪态度的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和心理健康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犯罪态度问卷、相对剥夺感问卷和一般健康问卷对216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①相关分析显示,服刑人员家庭亲密度与其相对剥夺感、一般健康、犯罪态度均显著相关(r=-0.355,-0.358,-0.478;P<0.001);服刑人员相对剥夺感与其心理健康、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09,0.541;P<0.001);服刑人员心理健康与其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57,P<0.001)。②相对剥夺感(β=-0.64,P<0.001)和一般心理健康(β=-0.21,P<0.01)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③相对剥夺感与一般心理健康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1153,P<0.001)。结论: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和一般心理健康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犯罪态度,还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一般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犯罪态度。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机制,为犯罪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男性服刑人员自杀心理发展过程的定性研究

目的:探讨男性服刑人员“自杀意念-行动”的心理发展过程,为服刑人员的自杀预防与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自我报告或监狱民警评估存在自杀风险以及自残自伤自杀史的男性服刑人员35名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编码,探索服刑人员从自杀意念产生到自杀相关行动的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服刑人员从自杀意念产生到采取自杀相关行动可分为累积环境效应之“种子”期(阶段1)、自杀意念“萌芽与发展”期(阶段2)、行动策略选择期(阶段3);整个过程主要涉及情境风险因素、负性心理体验、心理风险因素与心理保护因素4个维度。结论:服刑人员的自杀心理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杀干预应预防为先,解除风险因素增强保护因素,分路径开展个性化干预。

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杀风险的关系:负性自动思维与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监狱服刑人员自杀风险与社会支持、负性自动思维以及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负性自动思维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S省某监狱的313名成年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①相关分析表明,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杀风险、负性自动思维、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29,-0.33,-0.33;P<0.001);服刑人员负性自动思维与抑郁和自杀风险呈正相关(r=0.59,0.47;P<0.001);服刑人员抑郁与自杀风险呈现正相关(r=0.46,P<0.001);②t检验分析表明,非青年组服刑人员抑郁和自杀风险得分低于青年组抑郁和自杀风险得分(t=2.22,P<0.05;t=2.85,P<0.01);③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效应值为-0.11,占总效应的37.93%;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在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杀风险中均起到了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9、-0.04,分别占总效应的31.03%、13.79%,同时也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5,占总效应的17.24%。结论: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还可以通过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

我国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对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影响:来自功能性近红外的证据

目的:分析我国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及影响因素,探讨不同心理健康水平所表现出的前额叶皮层激活差异,为监管部门实施精准治疗及预防伪病现象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心理健康诊断的生物学标准提供案例借鉴。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129名男性服刑人员,根据SCL-90量表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测量,使用功能性近红外设备采集前额叶皮层血流动力学反应。结果:人口学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疾病史对焦虑组(OR=2.784,95%CI 1.070~7.245,p=0.04)、抑郁组(OR=5.521,95%CI 1.287~23.693,p=0.02)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对焦虑组(OR=1.496,95%CI 3.334~7.434,p=0.01)、抑郁组(OR=4.548,95%CI 1.103~18.752,p=0.04)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人口学因素与前额叶皮层激活的t检验发现,疾病史对正常组的眶额叶区(t=-2.167,p=0.03)、抑郁组的眶额叶区(t=-2.575,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对抑郁组的左背外侧前额区(t=2.196,p=0.03)、精神病组的左颞叶区(t=-2.541,p=0.02)、左背外侧前额区(t=-4.072,p=0.00)、右背外侧前额区(t=-2.343,p=0.03)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服刑人员的年龄增长、基础疾病增多、体力活动不足以及身体功能和生理机能的减退,导致心理健康水平发生动态变化,甚至诱发心理疾病,成为影响前额叶皮层激活的重要因素。

男性服刑人员媒体暴露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男性服刑人员攻击行为的实施反映了个体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攻击行为预防与干预工作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某男子监狱的167名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最终得出结果:一是媒体暴露问卷、特质愤怒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Buss-Perry攻击行为量表的评分均两两正相关。二是媒体暴露直接正向预测男性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并通过提升相对剥夺感间接影响男性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的实施,特质愤怒在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到调节作用。三是男性服刑人员的媒体暴露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只在特质愤怒高分组男性服刑人员有显著表现。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及预防

近年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较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从个人层面看,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子女心智不成熟;从家庭因素看,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位;从社会因素看,主要是不良标签与青年亚文化造成的。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面临亲情帮教制度难以满足亲情维系的需要,预防政策针对性不够,部门职责模糊缺乏协作等困境。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路径为:优化亲情帮教制度,维系亲情关系;推进亲职教育,促进服刑人员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学校教育,关注品德培养与法律科普;多方主体联动,关注心理健康。

用真情助服刑人员走向新生

5月24日,省九龙监狱举办“感恩新时代,筑梦向新生”主题开放日活动。上午8时许,服刑人员亲属在监狱民警的带领下走进省九龙监狱,依次参观了习艺中心、生活区、学习区等地,深入了解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相关情况和服刑人员的一日生活情况,近距离感受监狱文明执法环境氛围和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成果。

服刑人员通信权限制的规范理论与路径选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通信权限制体现为三个元素,分别为必要性规则、主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通信权限制的必要性规则体现为为了国家安全和刑事侦查犯罪的需要,满足其一即可符合必要性规则的检视,达到扩大解释与依宪立法的辩证统一。通信权限制的主体性规则体现为对限制通信权主体的直接控制,通过依宪解释,监狱作为限制通信权的主体具备合理性。通信权限制的程序性规则体现为法律在运用限制通信权过程中对检查权的行使,且这种行使应当有规范依据,宪法委托与法律保留包含于宪法通信权规范之中。监狱法承诺并执行宪法通信权规范,以限制服刑人员通信权为一般原则尚未完全承接宪法关于通信权限制的一般精神,作为特殊群体的服刑人员通信权保护是基本权利体系建设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刑人员分级处遇矫治模式探究

引言分级处遇作为监狱管理的重要模式,旨在通过服刑人员日常的改造表现,依据处遇分级、规范有序、管理分类以及宽严相济的思路,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别并施以不同待遇,以激励服刑人员自我改造,顺利回归社会[1]。然而,当前我国分级处遇制度在评定过程中,面临着过度依赖民警的主观判断,缺乏统一、准确的执行标准,导致分类化管理不够精细。

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攻击性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攻击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编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测验、攻击性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自我控制量表等对200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服刑人员的攻击性与服刑次数显著正相关(r=0.137,P<0.05);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能负向预测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总效应值=-0.184,P<0.05),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28,P<0.05);自我控制对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影响攻击性的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起了调节作用(β=-0.119,t=-2.024,P<0.05)。结论:攻击性与服刑人员再犯罪有重要关系;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有抑制效应,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了中介及调节作用。

服刑人员焦虑和心理资本关系的追踪研究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对新入狱服刑人员进行为期一年的三次追踪,通过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模型探讨服刑人员入狱一年内焦虑和心理资本的变化趋势以及二者间的预测关系。结果表明:服刑人员的焦虑呈线性递增的变化趋势,服刑人员的心理资本在初期下降后趋于稳定;服刑人员的焦虑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半年后的心理资本,而其心理资本却未能显著预测半年后的焦虑。研究结果显示焦虑是引起心理资本降低的风险因素,这对加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法律缺失视角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对策研究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押服刑而陷入失权境地,加之国家救济权力与责任分散后有权统筹部门的缺位和上位救助法律规范的缺失以及社会救济的不足,成为处于“法律真空”地带“被遗忘”的危困群体,沦为重点青少年群体、社会不和谐因素、失依儿童以及困境儿童等多重语境下生存受困、发展受限、心理异化的边缘人。应当在坚持立法先行,完善救助法律规范的同时,反思借鉴域内外有益经验,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权力与责任合理分担;逐步构建起家庭抚养优先、国家主导为重、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多方主体有效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的多元合作救助机制。

男性服刑人员压力知觉对抑郁的影响: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男性服刑人员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其间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压力知觉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对563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研究发现:一是男性服刑人员的压力知觉显著正向预测抑郁;二是心理弹性在男性服刑人员压力知觉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心理弹性水平较高时,压力知觉对于抑郁的预测作用减弱。结论:可以通过降低压力知觉水平、提高心理弹性水平来减少服刑人员的抑郁。

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权的理论证成与实现路径

基本养老保险权是第二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内含了老年人人格尊严和养老社会保障的共同指向。服刑人员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基本养老保险权是服刑人员维持人格尊严的道德伦理基础、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以及促使其回归社会的重要权利载体。目前,我国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权受限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机制缺失亟待解决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法治建设,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权、落实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专门化的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以及重塑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接续、恢复机制。

国内服刑人员研究(2015—2023年)的进展、趋势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2015—2023年在北大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收录的196篇与服刑人员相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和文献计量法发现,国内服刑人员研究热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影响力不断减小;多学科研究需要拓展;作者和机构研究网络需要进一步加强;热点主题涵盖服刑人员主要服刑模式与演进特征、服刑人员服刑过程管理与监督、服刑人员主体及影响因素、服刑人员研究未来与进路等四大类。未来国内服刑人员研究体系可以进一步扩大、思考服刑人员如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等。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的多元构建——以关系恢复为主旨的探讨

目前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关研究多关注其基本权益保障,仅有的涉及犯罪预防的研究也未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与普通青少年予以区分,未意识到父(母)服刑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与亲社会程度降低两大困境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殊致罪因由,所提出的对策因此缺乏针对性。从犯罪原因出发,应当以关系恢复理念为指导,从恢复家庭基本功能与提升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亲社会程度两个角度,多方向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

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某监狱的508名男性服刑人员的希望特质、社会适应及人际信任现状进行研究,并将希望划分为出监前的希望、出监时的希望及出监后的希望三个维度,将社会适应划分为回归社会前准备、遵守规则、人际适应及工作适应四个维度,探讨希望在人际信任与社会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重新犯罪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一是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希望呈显著的负相关;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社会适应呈显著的正相关;服刑人员希望与社会适应相关不显著。二是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维度在人际信任与工作适应维度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维度在人际信任与人际适应维度的关系间同样起部分中介作用。三是重新犯罪在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与工作适应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