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营商环境与商贸流通业效率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29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构建DID模型系统考察试点政策、营商环境与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效率;营商环境在试点政策对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状况、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均可促进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据此,建议系统总结试点政策成熟经验,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营造良好城市营商环境,以进一步发挥试点政策对商贸流通业的赋能效应。

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为何受阻——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案例研究

作为辖区内“一网通办”的延伸与扩展,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呈现出较为明显且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当前,我国“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不仅面临体制性束缚,还遭遇技术性难题。同时,执行过程中各执行主体、执行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重要事件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因此,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的顺利执行,应在加强顶层设计、打破网络边界、坚持网络治理等方面采取措施。

环境服务贸易:发展日益成熟规范

中国推行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不断提高政策法规标准,推动我国环境服务业持续发展,日益规范成熟。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推行一系列保护措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为未来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于《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指南》的有关政策问答

一、关于《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指南》的适用范围 《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适用于在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的社会服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指南》将"社会服务机构"界定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为了公益目的,利用非国有资产捐助举办,按照其章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法人",体现了社会服务机构作为非营利法人中捐助法人的特点.社会服务机构是参与国家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服务、法律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呈现出数量多、业务门类多、规模多样、行业特征明显等特点.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约49.3万个.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应用《指南》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指南》也可以作为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指南.

以行风建设促营商环境优化 河南洛阳市市场监管局着力提升综合服务效能

今年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行风建设“深化拓展”年工作部署,以聚焦政策落实、聚焦服务监管、聚焦突出问题为重点,稳步提质增效,奋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积极为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聚焦政策落实,持续强化助企。洛阳市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惠企政策,深入走访调研,助力企业困解难;对贯彻落实不力、营商环境问题突出的县区,及时指导帮扶、督促整改;加强信用监管,全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推动营商环境向“新”而优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在维护公平竞争、发挥政策功能、优化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求实效,以全方位推动营商环境向“新”而优,保障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充分发挥。

金融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矛盾的政策支持研究

实践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不仅仅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纯微观层面的产品创新、经营机制转化的问题,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发展还是国家的政策性问题,即农村金融发展需要有别于城市金融的政策环境。文章从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框架出发,通过与我国城市金融政策环境的比较,探寻我国在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最后提出进一步加大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

中国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研究——以政策环境为视角

以政策环境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中国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进行梳理,发现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得到强化,但也制约了政策实施效果;政策执行客体的满意度及获得感有所增强,但客体也影响了政策有效落地;政策外部环境得到改善,但政策普及任重而道远。为此,提出通过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履职能力、加强政策执行客体的认同感、优化政策的执行环境、改善政策的执行手段,以促进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断优化。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软环境研究

政策软环境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建了生存及成长的环境且对现代细分服务行业的发展实施了政策供给。基于产业政策理论,通过对政策颁布时间、颁布机构、政策功能、政策工具实施分布的分析,提出政策软环境优化发展的措施。

苏州市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研究

分析了苏州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了关于苏州高技术服务业政策环境的几点结论,并提出了优化苏州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环境的对策和建议。

政策环境对实现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影响

根据《上海市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对上海市6个区残疾人康复工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残疾人康复政策环境实现率为96.3%,5个二级指标实现率均超过80%,三级指标达标率63.3%。应明确残疾人康复工作的重要性,将残疾人康复纳入政策工作计划,各区残疾人康复政策环境建设应协调平衡发展。

中印两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政府政策环境对比分析

印度政府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扶持,提供了优越的政策环境,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和保护措施来刺激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并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来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但与印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急需政策发力

环境服务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环保产业和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质量成为公共产品,将催生环境服务业巨大需求。但由于环境服务业相关政策不足和乏力,使得环境服务潜在需求很难变为现实和有效需求。为此,需要政策发力:一是,加强环境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催生环境服务业市场;二是,切实实施企业环境成本内化政策,提高企业选择环境服务的内生动力;三是,制定相关经济激励政策,使环境服务业有利可图;四是,实行信息公开,促进公众对环境服务效果的监督和参与。

“三农”政策的关键是农村公共服务政策

现代有限政府职能、农村基层组织状况、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都要求“三农”政策的重点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转变。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决策机制;农村公共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搞“一刀切”,高层次体现公平、公正性;集中精力抓已有公共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切实保障农民和农村应有的政策利益落到实处。

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法律与政策“共治”研究

我国的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走过十年有余,在以《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草案)》为标志的行业统一性立法加快出台的背景下,作为制度工具的法律与政策之间互助共济的"共治"格局将成为未来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制度特征。本文以部分省、市出台的25份行政规范性文件为分析样本,发现各地出台的政策存在生态环境监测范围过窄且市场准入条件不合理、监管模式、职权划分及措施未摆脱体制束缚、机构运营环节缺乏公法边界、市场退出及责任承担环节对"弄虚作假"的界定过于主观化等四点制度缺陷。应取消针对社会化机构的环境监测范围限制并凸显市场准入条件的"专业性",构建与社会化性质相适应的政府监管体制,明晰机构运营环节的公法边界,进一步规范由"弄虚作假"引致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助推政策的法治化。应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开放的边界、各主体在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上的权限分配与责任承担、负责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的技术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关系等的探索,助推政策的创新化。

国际环境服务业发展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综合研究了国外环境服务业发展较快国家的相关政策,分析了它们发展成熟的原因,提出适合于我国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开放环境数字信息服务的政策保障逻辑框架分析

在开放数字环境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信息服务政策保障逻辑分析框架,并从5个方面对基于现有相关政策如何构建信息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进行了分析。

“双创”背景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政策环境

"双创"背景下,想要将科学、技术与生产联系到一起并实现一体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虽然政府及相关机构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但是区域差异明显、法制建设与创新环境发展速度形成错位、关键问题界定模糊等问题导致了政策条款缺乏可实施性,政策环境有待完善。本文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提出以问题为导向确保政策的实用性、扩大政策受益面、明确法规政策主体及相关问题、加大公共支持力度、建立协同联动机制、注重政策的时效性、加强监督力度等方式,完善"双创"背景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政策环境。

某三甲医院继续医学教育减负政策的效果与思考

目的 评估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继续医学教育(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CME)减负政策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择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的2016年11月—2022年10月接受医院CME 2 087名人员相关资料,应用资料分析方法分析相关CME情况。结果 国家级/市级项目方面,实施时间对CME得分有负面影响(P <0.001),职称对CME得分的影响不显著(P=0.641),专业对CME得分有正向影响(P <0.001);区级项目方面,实施时间、职称、专业对CME得分均有负面影响(均P <0.001);线上学分回归结果显示,实施时间为正面影响(P <0.001),职称和专业对得分影响不显著(P=0.889、0.058)。结论 减负政策对CME得分有正面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以支持医务人员的学习。CME已经进入继续职业发展阶段,应重视自主学习,了解医务人员教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扩展线上教育,加强激励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