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税收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生活性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数据,考察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两条途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增值税减税政策适用范围,增强政策普惠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设计,采取差异化政策。

“营改增”提高了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提高投资水平带动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政策年度效应逐年扩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变革的关键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

政府财政支持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依赖于市场的有效竞争,也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本文通过研究2010-201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208家上市公司,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项政策工具,实证研究我国政府支持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的量化作用,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可以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探索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服务业进出口、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服务业贸易、投资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提升我国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我国2000—2021年数据,构建VAR模型对服务业进出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进出口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长期支持效果明显;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与O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则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制定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发挥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的促进效应、提升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相关对策建议。

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核心是创新,数据要素对于提升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2009—2021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据要素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制造业企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主要通过数字化变革和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调节效应表明,产业融合与数据要素会共同发挥作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在中、高产业融合区域的作用效果没有显著差异,在低产业融合区域的效果不显著。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3—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阶段性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路径的贡献不明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对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不显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增长效应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城市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对国有性质和中小城市的重污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驱动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有中介效应,增加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不是数字经济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绿色创新的门槛约束,随着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别表现出效应增强和效应减弱的非线性特征。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超额雇员率、增大研发投入来提高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行业竞争强度加剧将削减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农业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业企业、国有农业企业、两职分离的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等治理主体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同时农业企业也要根据自身发展实际,科学配置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数字化转型对物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数字化转型指数与物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对物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提高物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并且企业管理效率在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明显,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具有显著性。本文结合现阶段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成果提出建议,为物流企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不断投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以此突破制约企业生产效率的“卡脖子”问题。以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为基础,深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修改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效果差异不大,但优于成熟期企业,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制度环境较好和国有企业中更能发挥比较优势。机制检验表明:优化企业人力资本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建筑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ESG表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建筑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建筑企业ESG表现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提高建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良好的ESG表现通过促进研发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检验发现,ESG表现对国有建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为厘清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建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低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力度更大;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企业TFP,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引领还是直接参与?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创新活动数据,采用面板交互效应模型,探究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企业创新层级差异,具体而言,在引领性创新型企业中,高管以间接方式介入企业创新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在一般性创新型企业中,高管直接参与创新更为适宜;机制分析发现,高管间接介入创新有助于促进企业基础研究,并且在引领性创新型企业中开展基础研究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一般性创新型企业中会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越高,高管采取引领方式间接介入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碳交易试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对于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基于碳交易试点政策来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2)在碳配额方式采用部分有偿、碳交易价格较低的地区正向影响效果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相比于东部地区,在碳交易政策背景下的中、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更显著;(3)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该环境规制满足“波特假说”的设定,能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有降低企业纳税压力或者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两条提升路径。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可以从加强传统企业设备升级、增加有偿碳配额方式、维持碳交易价格或者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等来维持企业自身的发展。

企业税负结构、税收成本粘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从税源的纳税人结构来看,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源于企业,宏观层面的税制结构在微观领域主要投射为企业税负结构,税制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宏观影响会通过企业税负结构对微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或抑制来实现。因此,基于上市公司微观主体实证检验企业税负结构变化对微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验证税制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宏观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行以间接税为主的企业税负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增值税负与企业所得税负比值越大,对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税负结构是通过增加税收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在当前税收立法水平与税制安排下,税收征管在企业税负结构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