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1985—2014

本文基于非参数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利用服务业分行业数据对台湾1985年至2014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台湾服务业属于要素投入主导型增长模式;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分行业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行业有更高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行业。因此,通过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适当平衡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作用等举措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应成为台湾服务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0-2003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12%,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但技术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不同时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不同。

中国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分析

省会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地,以此为样本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客观的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特征。本文通过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变化及收敛性分析发现,1995-2009年,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TFP呈快速增长趋势,且其增速明显高于全国以及31个省市区的平均水平,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是其主要原因,技术效率则出现少许负增长,说明产业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TFP增长虽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但呈现收敛趋势,且部分城市已显现明显的"追赶效应"。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河北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了河北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结果表明,1998-2009年河北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处于负增长状态,其中,1998-2002年和2003-2009年两个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2%和-5.4%,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的不断下降,另外,技术进步水平日趋下降也加剧了这一态势;同时河北省各市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不同。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来源:基于服务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

采用39个经济体服务业17个细分行业相关数据,考察了服务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差异。研究跨国样本和中国样本发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是服务出口增长的种类扩展边际而非数量集约边际和技术集约边际,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种类扩展边际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远高于跨国样本;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还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服务出口增长的数量集约边际和技术集约边际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种类扩展边际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全球经济体提供了通过服务出口增长,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路径,为服务贸易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基于2004—2015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绝对趋同、俱乐部趋同、条件趋同三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进行β趋同检验,分析其空间差异和变动趋势。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总体呈下降趋势,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效率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区域差异性特征显著,但增长呈现出长期收敛趋势。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时间维度与区域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动的特点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使用多种方法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各地区服务业TFP均存在滞后性特征;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非农人口所占比重等变量增加时,会促进服务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迅速减少,对提升中国服务业TF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大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不断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非农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快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不同方法的采用,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会有显著影响。对索洛残差法、生产函数法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等目前主流的测算方法进行比较与评价,探讨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明确各类方法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意义在于要正确认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规律,对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经济体,给出最合适的测算方法,估算出计算误差,并分析误差对计算结果的实际影响。不仅如此,对服务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需要区分使用不同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方法,有针对性地探讨生产效率提升、收入分配改善和服务水平提高的交互影响,及其对交易费用、公共服务可持续性以及物价稳定带来的长期影响。因此,比较研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有助于我们进行合理的预测,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空间差异分析

全球服务业产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国际服务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服务业已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本文采用非参数DEA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进行分析，并分解为技术效率增长与技术进步增长。研究表明：1991～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15年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4％，技术进步增长为3．2％，技术效率增长为-2．7％；同时中、东、西部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空间上的明显差异，而且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对中、东、西部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不同的影响。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2005—2012年安徽的面板数据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安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结果表明,2005—2012年间安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3.6%,技术进步是推动TFP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效率则是下降的;但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存在差异,政府有必要对服务业不同行业发展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以提高技术效率,并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和效率增长的融合。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服务业进出口、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服务业贸易、投资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提升我国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我国2000—2021年数据,构建VAR模型对服务业进出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进出口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长期支持效果明显;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与O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则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制定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发挥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的促进效应、提升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相关对策建议。

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税收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生活性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数据,考察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两条途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增值税减税政策适用范围,增强政策普惠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设计,采取差异化政策。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3—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阶段性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路径的贡献不明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对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不显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增长效应显著提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收入国家水平的距离进一步缩小,显示我国将会较快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完整、准确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需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本文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的经济增长特征,指出此时影响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际途径和政策建议。

考虑无形资产框架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本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在对无形资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估算了我国宏观层面的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及无形资本存量,并将其引入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各类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得到以下结论:2003—2021年,我国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快速,高于同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结构看,无形资产投资中创新资产占比最高,但其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还需要加强;计算机信息化资产和经济竞争力资产占比相对较低,尤其是经济竞争力资产中的员工人力资本和企业组织资本投资支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贡献率看,无形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率显著上升,近10年来贡献率上升近10个百分点;TFP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在考虑无形资产要素后,TF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这表明以往TFP的测算可能被高估。

中国区域农业生产用能、农业经济增长及农业能源碳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采用超效率SBM-GML模型对199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指数进行测算,通过农业产值增长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值将不同省份划分成四个区域,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业生产用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能源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1990—2020年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推动力,而技术效率指数增速为负。(2)全国及各区域农业生产用能与农业产出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即生产用能的投入能够明显增加农业产出,但是产出增加的实现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3)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门槛值前,二者正向关系较强;跨过门槛值后,二者正向关系减弱,呈现协调发展态势。据此,提出积极鼓励农业技术进步、全面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用能结构、差异化选择农业绿色发展道路等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压力下“能耗双控”政策会加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南北分化吗?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