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财政支出的服务业增长效应

基于宁德市9个县区2012—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财政支出规模上看,财政支出对宁德市服务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教育支出与科技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宁德市服务业发展,而公共服务类支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促进宁德市服务业的发展,应加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提高教育科技方面的支出比重,并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引导资金更多地投向现代服务业。

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基于SBM-DEA-Windows及两部门模型的实证检验

结合服务业的本质特征和资金需求特点,分析了一国或地区金融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将整个服务业分为金融和非金融两类部门,以规模和效率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将金融部门效率纳入非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中,通过构建两部门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增长的直接带动作用和间接溢出效应,并以2002-2009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税收负担、税收结构对我国服务业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Barro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我国2001—2009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服务业税收负担、税收结构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存在明显的增税趋势;第二,服务业税收负担对服务业增长有负作用,但这种负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服务业发达地区,这种负作用显著,但对欠发达地区,这种负作用并不显著;第三,提高服务业直接税的比例有助于促进服务业产出增长。因此,我国在落实服务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时,应推行地区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并对税收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拓展索洛模型的跨地区、跨行业实证研究

服务业具有典型的制度密集型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政府支配经济资源的比重、非国有经济的发育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城市化进程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等五个制度指标对1990—2010年全国28个省市服务业和新旧两种行业分类标准下各细分服务行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结构构成国内服务业增长的阻碍;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形成对服务产品的有效需求显著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增长;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国内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而糟糕的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环境则产生显著的负效应。

中国服务业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作用研究

关于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影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的特性决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来说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进步正是克服服务业生产率水平低下的有效途径。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服务业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处于较低的水平,制约了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应通过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服务业,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投入等措施来提高服务业技术进步水平。

区域市场开放与地区服务业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际市场开放度指数，发现我国区域间开放程度极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开放度明显偏低。在此基础上，利用199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系统动态面板（GMM）实证考察了省际开放程度对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区际开放与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短期内区际开放程度的提高对服务业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区际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将由负转为正；对外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即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区域间的开放，从而推动地区服务业增长；中国加入WTO尤其是履行对WTO的各项承诺，不仅对区域层面的对外开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区域之间的开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严格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增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口自由流动(并非人口自由迁徙)为代表的户籍政策松动,为服务业增长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种并非到位的改革政策使流动劳动力的收入与消费大幅度分离,导致中国服务业未能获得充足的发展,如果对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政策进行改革,则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服务业增长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增长是规律还是幻觉长期以来争议较大,主要质疑包括统计技术的进步、市场范围扩大以及鲍莫尔-富克斯假说。随着基础统计工作与统计调查制度的完善,关于统计技术进步、市场范围扩大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实际已越来越弱化,"服务业增长之谜"的主要争论都围绕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展开。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索罗余值法,测算中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要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服务业"成本病"正在缓解或痊愈,服务业增长是真实的。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的基本特征与派生属性发生改变,尤其服务业能将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等报酬递增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的飞轮,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财政分权与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逻辑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更明显。针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阶段性、地区异质性特征带来的总量滞后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1980-2016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特色财政分权体制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因而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阶段,会区别性选择更有利于体现经济增长政绩考核的产业,影响服务业增长地区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服务业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在低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加强会阻碍服务业增长,在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阻碍作用明显弱化,在高收入阶段,财政分权显著促进服务业增长。本文解释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及个别地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现象,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超过高收入门槛,扩大财政分权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增长,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服务市场开放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效应及其传递渠道——来自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微观证据

通过创造性地构建“政策承诺-市场反馈”综合评价法,深度剖析了服务市场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的理论机制;随后基于服务业微观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IV)、双重差分方法(DID)和安慰剂检验等多种识别方法,深入研究了服务市场开放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影响以及传递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服务市场开放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增长,实现了以市场空间换取产业发展空间的效果;服务市场开放对不同类型服务业企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是服务市场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的显著渠道。这一研究为科学地评估中国服务市场开放水平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法,有助于揭示服务市场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传递渠道的“黑箱”。

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超边际分析对信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机制进行形式化证明,然后利用包括32个OECD经济体与90个非OECD经济体在内的共122个国家或地区1997-2011年的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FD-GMM估计方法,并按照全部样本、OECD样本与非OECD样本的类型进行经验研究,最后审查了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发现:静态面板模型下,信用水平与服务业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对全部样本、OECD样本、非OECD样本都成立;动态面板模型下,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全部样本与非OECD样本中仍显著,但是在OECD样本中不显著;信用推动服务业增长的边际生产力随着信用存量的增加而递减;信用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其边际生产力较高。

体制变革背景下的服务业增长:一个定量分析框架

1978￣2006年,中国服务业的高速增长与经济体制变革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体制变革是过去20多年中服务业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体制变革一方面通过放松管制提高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体制变革通过民营化进程降低了服务业的内部产业X-无效率,提高了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服务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利用C-D生产函数、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对服务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的正向作用明显，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则不然。说明了经济普查后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对于决策者在推进服务业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广东产业对外开放非均衡性及其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

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广东产业对外开放呈现显著非均衡性——"工"强"服"弱特征明显。广东服务业对外开放度偏弱,与京沪两地差距甚远,甚至低于我国整体水平,与其对外开放前沿的地位明显不符。广东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是其增加值比重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是影响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变量。广东近些年服务业增长滞后,重要原因在于广东产业对外开放的非均衡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明显滞后较大程度制约了广东服务业增长,导致广东与京沪两地的服务业比重差距愈拉愈大。

二元结构转换、经济开放与服务业增长

采用197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二元结构转换、经济开放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二元结构转换是服务业增长的Granger原因，且在长期内对服务业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短期效应并不明显；经济开放不是服务业增长的Granger原因，对服务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净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与中国服务业增长

基于调整后的服务净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分析2000-2014年净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净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服务业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服务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净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显著性相对较弱。产业发展环境、人力资本在促进服务业总体和分行业增长过程中也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应当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提升服务出口品质,并积极优化国内产业发展环境与要素供给,实现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

粤东西北地区服务业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对粤东西北地区12个城市服务业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表明,粤西、粤东服务业增长较快,粤北服务业增长缓慢,区域中心城市湛江、汕头服务业增长潜力较大,引领作用突出,但区域中心城市韶关则不然。从内部结构看,消费性服务业是各地区服务业增长的"优势行业",公共性服务业是"衰退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为"劣势行业"。影响粤东西北城市服务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为消费需求、人口密集度和城市化水平,而服务业"质"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强服务业与工农业的互动融合。

中国能源消费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研究

服务业繁荣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服务业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1980—2014年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分位数回归、Granger检验和时变参数模型对服务业具体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并且在Tapio脱钩评价模型框架内,对样本期内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能源消费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不断变化的均衡非线性关系;在较高经济增长水平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比较小,不同服务行业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能源贡献弹性差异明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原因在不同服务行业不同;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虽然总体上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有从弱脱钩状态向扩张连结和扩张负脱钩状态转移的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苏州工业园区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期的研究热点。以1994~201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金融和服务业数据,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苏州工业园区的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金融业的良好发展将有效地推动服务业的增长。文章认为通过加强金融设施建设和改善金融业发展环境可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山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增长的互动关系——以粤北山区韶关市为例

以韶关为例,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粤北山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韶关市城市化水平对两者的均衡关系呈反向修正机制;但从两者的长期动态关系来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并未形成,城市化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加快山区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应采用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