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是推动产业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的核心引擎,可加快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步伐,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可正向驱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融合式创新与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门槛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技术融合式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方能发挥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助推作用。在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处于(0.051-1.332]区间时,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赋能效应更强。基于此,提出夯实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基础、构建多主体交互创新生态网络、筑构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格局等政策建议,以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张家港市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各种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活动与传统经济活动相互交融,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在对张家港市服务业现状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全球数字化趋势、区域竞合格局变化、区位交通改善等方面分析研究张家港市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为构建结构优化、服务优质、布局合理、融合共享的高质量现代服务业体系提供借鉴参考。

营商环境对服务业数字化的赋能及影响研究——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服务业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与优化升级的新引擎,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服务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的问题亟待研究。因此,依据省域营商环境面板数据,本文将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TSQCA方法探索营商环境中各要素与服务业数字化提升路径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组成营商环境的因素与服务业数字化提升形成的组态中存在多条路径保障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2)政务环境质量直接决定着营商环境的好坏,进而决定着服务业数字化的提升。(3)营商环境对服务业数字化提升存在较强的地域性,东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营商环境与服务业数字化的提升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山西省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在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化,也日益成为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变量。山西省具备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如何发挥好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实体经济振兴、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研究。通过研究,提出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可为山西省建设优质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提供参考。

服务业数字化、就业创造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构建数据要素参与下的服务业企业生产函数,基于2016—2020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服务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大就业规模、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是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在基础服务领域,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更强。因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要促进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积极引导数字技术在服务业推广应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要素的跨行业、跨领域流通,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基本框架与政策含义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数字化对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对服务业数字化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数字化的基本内涵、服务业数字化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数字化协助服务企业抵抗疫情风险、服务业数字化的障碍等问题。然而,中国服务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字化基础差等问题,数字化转型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而需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建立一种服务业数字化的新模式。本文提出服务业数字化的B-S-P-C模式,强调以最终用户(C)为中心,推动商家、服务商、平台、用户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从而形成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模式。本文还提出了推动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以数字化服务业推动长三角数实深度融合研究

数实融合深度发展催生出数字化服务业,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其服务内容,以高度智能化、高度安全性、良好扩展性、低成本高效益和全方位支持等为其行业特征,在数实融合深度发展背景下,数字化服务业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对长三角而言,数实融合深度发展关键在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理论上构建“发展平台—创新模式—空间布局”的数字化服务业发展方案,实践中打造“创新测试—全球展示—协同合作”的数字化服务业承载空间,赋能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实融合向纵深发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服务业数字化与就业技能结构———基于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 2013—2020 年中国 A 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得出结论:服务业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提高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从而优化就业技能结构,且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产生了中介影响。 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而言,服务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更明显。 文章为如何通过促进服务业数字化实现社会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浅谈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制造业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其中以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重拳出击,为了巩固制造业行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市场准入门槛,制定全新的发展战略。 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发展现已逐步丧失动力,前进的脚步愈加缓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制造业行业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夹击,不仅要应对国内各行业企业的竞争,还要不断地促进自身与国际接轨,以充分适应国际发展的新环境。 文章就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展开深度的论述。

全球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服务业:分化与创新发展

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大流行对服务业产生巨大冲击。此次疫情大流行对依赖客源和物理场所的特定服务业发展和就业冲击十分严重,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兴服务业冲击比较有限,有些线上服务业甚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疫情冲击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方式,进而对服务业产生深刻影响,"无接触式服务"正成为服务供给和消费的重要形式。笔者认为,服务业供应链薄弱、工时过于刚性、发展模式粗放、医疗配置扭曲、社区治理低效等是中国服务业遭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严峻冲击的主要原因。疫情大流行是外生因素,但其改变不了中国服务业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基于此,笔者提出,应科学谋划服务业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引导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服务业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