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服务业规模和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论文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指数、合理度指数和耦合协调模型等考察了江苏省2013—2019年服务业规模和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构表明:(1)服务业规模、结构高级度和结构合理度都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格局,高级度的南北差距逐渐拉大,而合理度的南北差距逐年缩小。(2)服务业规模和结构高级度和合理度间的协调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协调水平较低。(3)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由规模滞后产生的区域问题较多。

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在产业整体层面,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且随着政策的迭代调整,该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大;同时,该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劳动力要素向科技、金融等高端产业集聚,进而以人才驱动支撑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主要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及知识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此,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注重引导高端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开放,强化制度创新及政策联动。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等实证方法,系统考察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有效推动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这一作用的动态效应呈波动上涨趋势。经过PSM-DID、预期效应、非随机选择、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行政级别较高城市、国内大市场优势较强城市、数字经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消费需求效应,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政策辐射效应,其不仅能够促进本地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能有效加快邻近城市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规模经济重塑与结构现代化转型的中介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为化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提供新契机。鉴于现有研究未能从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现代化效应剖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因此使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指数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以服务贸易水平刻画规模经济、中高技术服务业出口额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表示服务业的结构现代化程度,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09—2021年176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高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进行差异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服务业生产率,规模经济重塑效应和结构现代化转型效应在其中起中介效应;数字技术显著提升高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而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并未充分发展数字技术,其数字技术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未能有效作用于其服务业。为此,应着力发展数字技术,发挥数字技术规模经济效应与结构现代化效应,促进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多场景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性。

数智化基础设施发展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基于我国271个城市样本数据,本文检验了数智化基础设施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层面,数智化基础设施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能够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促进非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量质提升”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增量”上,该种影响效应通过“规模扩大—效率提高—品质提升”的传导机制来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设施环境起到调节作用。因城市区位、规模和类型存在差异,数智化基础设施发展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体现在胡焕庸线东南部地区、非资源型地区和低要素配置水平城市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本文研究明确了数智化基础设施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规律性特征,对充分发挥数智化的优势,破解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下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同时,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升级程度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其发展对服务业的国际化和结构升级具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跨国资本流动方式,为服务业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致力于深入探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旨在通过深度挖掘这一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城市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视角下智慧城市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当今社会逐步迈进数字化新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影响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这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更为精准、更加智能的工具,所以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智慧城市建设旨在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改善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效率,进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必然会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而变动,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力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带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基于此,本文将在城市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视角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机理,旨在引导各地区借力智慧城市建设,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会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城市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在智慧城市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数字贸易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贸易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稳健性检验;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且影响机制受金融发展的调节;在城镇化水平较低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数字贸易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赋能效果更强。

浅析服务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加快,服务业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服务业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服务业的崛起带动了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领域转型,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为服务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优质的资源。本文主要探讨了服务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内容。

工业机器人冲击下的服务业:结构升级还是低端锁定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智能化生产作为产业创新和产业变革的主要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产业生态,对各产业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现阶段最重要的智能生产技术——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服务业结构变动的效应。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在整体上表现为促进其"结构升级"而非"低端锁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结构升级效应在工业机器人冲击更高的地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密集出台后的时期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在作用机制上,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通过增进产业间有效关联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职位创造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可为当前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后危机"阶段,我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的迟滞发展,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来实现转型发展。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应着力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并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重和加快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

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分析

多年来,中国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服务业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从总体上看,服务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新兴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所占比重低、服务出口科技含量较低。因此,必须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科学发展新兴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性服务业结构,改善服务出口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人员素质,促使中国服务业结构向着科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服务。

加工贸易、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能力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发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进而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笔者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构造了专业化分工指数,具体指明了生产性服务业所涵盖的行业范围,并使用反映技术进步、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人力资源发展水平和加工贸易数据序列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加工贸易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发展阻碍了服务业结构升级。

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与分析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度,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产业结构作为因变量,以区位商计算出来的金融服务业集聚度作为核心解释,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存量(HR)、技术进步(TEC)和政府干预(GOV)四个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2004～2010年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金融服务业集聚对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产业结构正沿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路线发展,但这一推动作用的程度还不是很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在引入的四个控制变量中,除政府干预外,其余这三个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创新促进了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为例,运用专利系数法对中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度进行测算,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技术融合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得出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处于中等程度,二者的技术融合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较大促进作用,但对3次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我国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和资本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技术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技术溢出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均显著,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技术溢出对该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京津冀产业融合视角

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其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促进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产业组织结构是否合理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这表明现代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文基于京津冀产业融合视角深入探究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和其它产业融合的潜力很大;产业结构升级受现代服务业和其它产业融合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以内部融合为主;京津冀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合作潜力。同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京津冀三地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结构及集群状况研究

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江西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处于成长期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利用1995-2008年江西省服务业的统计数据,从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角度计算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实际增长率,并进一步剖析了江西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行业发展速度和区际差异。江西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协调能力,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品牌建设。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2011~2019年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本文使用熵权法测度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要素错配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继续推动经济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在广州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对策

当前广州经济发展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面临许多挑战。本文从分析广州产业结构特征出发,认为广州正在逐步走向"服务经济时代",发展现代服务业对广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广州的社会生产效率,有助于提升广州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有助于实现广州出口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文章在分析广州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广州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