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调节效应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实施制造强国的重点任务,深度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效率问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基于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U型影响效应,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内部融资两个途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通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前期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或实施策略性创新的企业中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U型影响关系较显著。为此,企业应系统应对智能制造应用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企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效应,充分发挥服务化转型对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创新方式等选择适宜的智能制造推进路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协调、支持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物业上市企业服务效率评价

物业服务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增进民生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物业企业作为其基本服务单元,探究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以增效提质、与时俱进、人民满意为标尺的服务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全国43家物业上市企业作为截面样本,以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视角,引入ESG理念,重构物业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E-DEA模型对其物业服务效率进行测度与比较,并按不同的ESG等级分析制约物业服务效率的因素,由此提出中国物业服务上市企业服务效率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行效率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多种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成为越来越多大型企业的选择。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完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后,其实施的效率便成为了企业下阶段应当关注的重点。基于此利用DEA-BCC模型,静态分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行效率,以发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此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基于DEA模型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评价分析

我国养老服务市场亟需发展,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养老机构服务效率不断提升。基于2021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养老机构相关数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中的BCC模型,对全国养老机构服务效率配置情况进行评价。测算了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得出11个省市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有效,而处于非DEA有效的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老资源未有效使用的结论。

基于DEA-ESD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的我国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方法]基于我国2013-2021年31个省份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EA-BCC模型对数据进行静态分析;运用DEA-Malmquist方法进行动态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2013-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地区卫生服务供给综合效率(VRS)值较高,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值较低;2021年综合效率均值为0.943,DEA非有效的省份有13个;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进步效率的下降导致;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空间负相关性,呈“低-高”“高-低”聚集。[结论]我国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普遍较低,不同地区间差距明显,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资源供给不均,存在技术“洼地”。各省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充实人才队伍,鼓励技术创新,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组织效能视角的研究

“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部署。以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主要的机制在于服务化有助于公司组织效能的提升,缓解了过度投资,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组织冗余和提高资产管理效率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路径。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以及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企业,服务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进一步挖掘服务化的价值潜力,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农业机械化、农机服务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使用黑龙江省47个村粮食种植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农机服务对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黑龙江省农户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57.2%,总体水平偏低,技术损失较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非老龄农户更能从现有的农机服务中获益,农机服务未带来老龄农户技术效率的显著提高,但使得老龄农户留在农业生产之中,形成互补关系;在播种和收获环节,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农户倾向于投入劳动替代农机服务,在不同地块之间转移劳作的成本更高。在发展农机服务、扩大服务经营规模的同时,应考虑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协调发展。

地面公交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评价综述

科学评价公交服务水平是优化公交系统性能的前提,能为政策制定与管理措施的改进提供方向,对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有重要意义。针对评价维度单一导致的系统整体水平反映不充分的问题,本文从公交系统运营效率、运营服务质量、满意度及智能化等四个方面介绍国内外的最新研究现状,归纳总结了公交系统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评价的科学问题,包括时刻表优化以及效率评价指标选取、指标主观性的弱化、目标群体的划分与研究视角的选取;归纳分类了公交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内容与模型,运营效率评价中较多考虑线路、线网相关指标,运营服务质量评价中较多考虑基础设施相关指标,用户满意度评价中较多选取乘客感受相关指标,智能化评价中较多选取数据处理与信息服务能力相关指标;分析了不同评价维度指标选取的共性与差异性,以及交叉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公交系统整体评价的影响。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构建公交服务评价体系时应考虑企业、政府与乘客三者视角,提升评价体系完备性;评价过程中需注重多模式交通特性,将系统协同化、网联化、智慧化等因素纳入指标范围,并协同考虑城市的地域特点及出行需求特点;根据技术革新及行业发展态势,对于社区公交、无障碍公交、需求响应公交等多样性的公交运营模式,公交应急服务水平与绿色出行也需构建相应指标。

基于三阶段DEA的我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

采用三阶段DEA方法,选取2012—2021年我国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分析政治社会类、经济发展类和文化建设类公共服务的效率状况.研究表明,剔除环境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2012—2021年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外部因素对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存在显著影响,各个省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对政治社会类公共服务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同第一阶段DEA结果比较,第三阶段的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据此,未来我国公共服务的政策重点有三:一要强化制度保障,炼就有制可循的“定心丸”;二要盘活创新要素,激发发展活力的“催化剂”;三要健全评价体系,擦亮效率监督的“监控器”.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改进的对比分析

以期望产出是否包括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推动该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数据支持。采用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测度2000—2019年贵州9个市(州)2种农业生态效率,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传统的农业生态效率只有贵阳有效,期望产出考虑了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后,除六盘水、安顺、黔西南及黔南外,其余市州农业生态效率均值进入到有效区。②研究期内贵州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GML)年均增长2%,尤其是2012年以后GML指数增长明显。除了遵义、黔东南和铜仁,其余市州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GML)均大于1,各市州农业生态效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带动。除了遵义和铜仁,其余各市州改进的GML指数均较传统的有所降低。③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农业机械化密度与传统和改进的农业生态效率均呈正相关,农民收入水平、化肥使用强度与传统和改进的传统农业生态效率都呈负相关,人均耕地水平与植被覆盖度与改进的农业生态效率呈正相关,但与传统的农业生态效率呈负相关。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探讨环境规制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灌溉设施水平和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发挥正向效应,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U型关系在中部地区仍旧成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U型曲线拐点右移且形状变平缓,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共同富裕目标下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演化研究

新阶段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2015年-2021年我国1275个县级政府面板数据,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技术对我国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加以非参数测度,并从全国、区域、省域和县域等不同尺度揭示我国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我国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效率等级状态相对稳定,不同效率等级间的转移大都发生在相邻状态间;(2)从区域尺度上看,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呈现出以华东、华北和中南地区为中心,向两侧递减的差序格局,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问题亟待改善;(3)从省域尺度上看,我国各省份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其空间趋势线基本保持“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布局态势;(4)从县域尺度上看,不同类型县域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存在时空异质性。

新发展格局下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分析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显示: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人力资本优化和创新能力提升两条路径间接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能力提升的中介效应更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服务业开放对东部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整体和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成为提升国民文化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1]。目前,我国公共文化信息服务已经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设施,这些设施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还通过数字化技术拓展了服务范围。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涵盖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具有多样性、共享性和可重复利用性等特点[2]。这些资源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还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有力工具。然而,当前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的供给效率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均衡、利用效率不高、服务方式单一等,严重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3]。本文旨在探讨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被调查者关于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供给现状、供给动机、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反馈。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力度、服务内容、服务时长、地区财政分权情况、服务动机、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资源供给效率。最后提出相关建议,期望能够为改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十三五”期间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及空间自相关分析

目的通过研究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分析医疗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地州差异以及原因,为建立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机制提供决策依据。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及2016—2020年新疆卫生统计年报,研究对象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人均GDP、年末人口数及政府卫生支出为环境变量,通过三阶段DEA模型,排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从静态角度分析十三五期间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使用Dagum基尼系数和莫兰指数分析效率值,探讨其有无空间依赖性。结果DEA模型显示:不考虑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的影响,十三五期间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整体较好,综合效率均值为0.919;SFA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可以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提高(P<0.01);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干扰的影响,新疆医疗服务体系综合效率均值为0.893,多处于规模递增或不变状态,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区域差异的年均贡献率依次为36.05%,33.32%,30.63%,莫兰指数结果显示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仅2016年与2019年存在空间相关性(P=0.096,P=0.040)。结论十三五期间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处于波动状态,相较于纯技术效率而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亟待改善其规模结构。环境因素中政府卫生支出对效率影响较大,政府可适当增加卫生投入。各地州间效率差距明显,且疆域间差异较大,提示各疆需要针对性解决效率不足的问题。

中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与潜力——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数字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新引擎,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行业结构不合理。加强我国与RCEP伙伴国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对推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扭转贸易逆差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与13个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分析我国与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进而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其出口效率与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自然因素看,人均GDP、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显著,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阻碍作用显著;从人为因素看,贸易开放度、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东盟“10+3”机制、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显著,利用外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有阻碍作用但不显著;从出口效率看,我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整体偏低,且市场异质性明显,提升空间很大;从出口潜力和拓展空间看,数字服务贸易RCEP伙伴国大多数是冰山型市场,极少数是扩张型市场,没有发展型和饱和型市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和拓展空间巨大。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深度挖掘出口潜力,应加快我国和RCEP伙伴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强我国与RCEP伙伴国的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因地制宜与RCEP伙伴国开展数字服务贸易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