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USMCA对CPTPP的比较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有关纪律到CPTPP、USMCA等相关规则,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不断演进,主要包括纪律框架的调整深化(GATS Plus)、横向规则的关联影响(GATS Related)以及具体议题的规制拓展(GATS Extra)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针对全球治理新的趋势和特点,这也对我国服务贸易相关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良好监管实践”的视角

国内规制作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因素,面临扩大开放与维护主权间关系“两难”。从GATS到CPTPP、SDR等相关纪律,各类协定对服务监管透明度、可预期性及规范性要求不仅持续深化,同时还拓展出规制融合的新领域。虽然不同协定仍存在治理模式及手段的差异,但也呈现若干共性,更加体现“良好监管实践”特征是其中一项重要趋势。国际规则演进对中国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出新要求,包括提升政策透明度,拓展利害关系人参与;稳定审批工作预期,深化“良治”改革;因应治理模式调整,完善监管评估制度。对此中国应结合履行SDR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情况,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定位,探索规制融合的协同路径与方式。

我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从WTO有关纪律到TPP相关规则,当前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监管的主要特征与趋势正在发生调整。该文认为,其在短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合作"窗口",但长期会对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国内规制主权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应认识到相关问题之重要性与迫切性,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切实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地位、服务开放与价值链服务化

文章聚焦深度FTA与价值链服务化的关系,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为切入点,在单一FTA直接作用基础上考察了一国全球FTA网络地位对提升该国服务开放水平,继而促进双边价值链服务化的间接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FTA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将有力推动缔约双方与服务相关的价值链合作;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内服务增加值,以一国自身的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和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节点地位将显著提高其制造业出口内涵的外国服务增加值比重。同时,节点地位的促进效应针对不同的国家组合、服务分行业、国内服务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而且当贸易双方同属一个凝聚子群时,服务进口国网络地位的作用效果会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监管质量、治理效率对该国网络节点地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对国内规制不完善或监管能力薄弱的国家而言,提高其在FTA网络中的地位更能倒逼其规制融合,加速推动服务开放。文章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以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抓手同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对中国深化服务开放,优化服务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