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可反映其出口商品品质结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意味着国家出口产品升级、功能提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更表明其在全球价值链跃迁式高端嵌入。服务业FDI规模近年来大体呈上升趋势,成为出口商品质量、技术和附加值提升的重要推动力。文章运用2010—2019年服务业相关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在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都呈现显著影响。其中,制造服务业、金融业与保险业、科技服务业及医疗卫生服务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并且不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随时间波动产生变化。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进一步提升服务业FDI质量、发挥服务业FDI作用和提高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当下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是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制造业服务化和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指标,可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从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应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持续大力推动服务业开放,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持续推动作用。

中国服务企业是否从服务业FDI中获取创新?——来自第二次经济普查和专利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究服务业FDI是否影响服务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匹配中国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二位行业代码为51-97的服务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得到64,436家服务企业研究样本。以企业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地离海岸线距离作为FDI的工具变量,实证剖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企业学习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进一步按外资来源细分发现:非技术优势型港澳台外资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而技术优势型西方外资却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从区域制度异质性的效果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较好的地区,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在加大引进服务业FDI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服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吸收能力,以应对来自FDI的竞争压力,增强对FDI的学习效果,更大地发挥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作用。同时,加快地区市场开放、加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有利于增大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服务业FDI与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就流入我国的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作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定性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补缺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促进了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然后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前面的理论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两个渠道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生产成本与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5个行业以及制造业29个行业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效率的路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整体生产性服务业来看,生产成本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其中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较小,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生产成本中介效应占比的程度趋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则相对较高,同时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表现出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招商引资程度,促进区域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选择招商引资行业时需要考虑地区制造业产业特色;重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产业融合度的增强。

地区工资差异、FDI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考察服务业地区工资差异和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及其空间作用。研究表明,本地区服务业工资上涨对该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本地区服务业FDI的影响不显著,中国需警惕服务业结构调整中"成本病"的出现。空间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本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能有效地承接临近地区服务业FDI的积极外溢作用,封闭和内循环的经济模式在中国已不再适用。不同时期的样本证实了,随着中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本地区服务业工资上涨对该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由负转为正,并且本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从临近地区服务业工资提高和服务业FDI增多中显著获益。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

分析了我国服务业FDI的利用现状和服务贸易进口现状。运用需求理论选择研究变量,采用1997—2011年的时间数据,通过进行协整检验、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对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内,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最大;货物贸易进口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货物贸易进口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较小。

服务业FDI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吗

本文研究了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分析了服务业FDI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当期服务业FDI并不会促进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其滞后一期的提升效果则非常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来看,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服务业FDI、制造业FDI的技术进步效应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6.0实证比较分析了通过这两条作用渠道,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中国TFP增长率的作用。结果显示,制造业FDI通过这两条作用渠道促进了中国TFP增长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效应明显;但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业没有产生技术外溢。在研究期间,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技术进步效应是阻碍性的。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地理集聚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数据分析

信息壁垒的存在及高质量服务购买时的经验性特征,使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最初进入时往往会追随制造业。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和东道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大的关联度;一国受教育程度、开放度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上升会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

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将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技术创新联系起来,通过构建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指标,并利用2004—2015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与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FDI通过产业关联嵌入我国制造业,进而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短期显示出"1+1> 2"的叠加放大效应,而长期存在抑制效应。较之劳动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FDI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短期放大效应较为明显,但同时长期抑制效应也更加明显。在不同部门的服务业FDI研究中,金融服务和研发服务领域的外资嵌入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短期支撑作用较强。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方法与VEC模型,对中国1985～2008年的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业FDI是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进步不是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业FDI的Granger原因;VEC模型显示,从短期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业FDI的短期波动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显著。

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对服务业利用FDI对我国服务业总体和各主要行业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和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服务行业利用FDI对行业增长效应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调整我国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技术进步与产业安全——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技术进步视角,构建服务业FDI影响产业安全的理论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时序数据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总效应为正;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揭示,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并在技术进步的低中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高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研究证实,在技术进步的初期,服务业FDI会对产业安全发展产生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FDI会威胁其产业安全。

基于产业视角下科技服务业FDI对先进制造业效应研究

以2009—2018年广东省制造业核心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从先进制造业行业异质性和高端服务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重点研究科技服务业FDI对先进制造业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端服务FDI与先进制造业和其细分行业下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学业有显著正相关性,与钢铁冶炼及加工业不相关;而高端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科技服务业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与其它服务行业FDI相比,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最后,结合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十三五"规划,为广东省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意见。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16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选取了4个影响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并利用中国16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法制水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等因素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而人力资本水平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其作用才会显著为正,即服务业FDI对地区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