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见敦煌历朔闰辑考

本文运用散见于敦煌文书和莫高窟题记中有关敦煌历日的材料 ,汇集并考证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朔闰 64条 ,所涉年份 44个 。

古籍整理中过度依赖传统历谱的问题——以《辽史》朔闰为例

以汪日桢《历代长术辑要》及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为代表的传统历谱存在系统性缺陷,不可过分偏信。但长期以来,古籍整理中普遍存在着过度依赖此类传统历谱的现象。本文以《辽史》朔闰作为例证加以分析,通过与历史文献相校验的手段,指出陈述先生校勘《辽史》朔闰所存在的过信传统历谱的方法性错误。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引起所有文献整理者和历史研究者的注意。

二十四史天象记录与陈垣历表的朔闰差异

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帝纪和天文志中的全部天象记录进行了整理和计算验证,发现其中历日朔闰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不合27例。汇集这样的例证,对于恢复中国古代完整的实行历表,是至关重要的。

秦至汉初一直行用《颛顼历》——对《中国先秦史历表·秦汉初朔闰表》质疑

《秦汉初朔闰表》作者根据《元光元年历谱》上推说秦始皇三十年改行了一种以当年五月芒种朔旦夜半为蔀首,以公元前六百七十二年五月芒种朔旦为历元的历法。笔者认为据《史记》、《汉书》的记载,秦至汉初一直行用《颛顼历》没有改变。汉文帝时只是对置闰标准作了改变,但仍用《颛顼历》。并且古代只有以"夏历"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为岁首的三种历法,没有其他月份——譬如五月为岁首的历法。芒种这个节气也不能出现在夜半。

《二十史朔闰表》正误及其检索方法介绍

一版本及其价值陈垣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一书,是一部考史和查找中西回史日历的重要工具书。最早于1926年4月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印行后,到现在一共有三种版本。这本书一再得以出版和重印,说明了它的重要价值和影响。“我国自唐以来,与海外交通频繁,有关中西交通的历史记载需用西历回历处渐多,而我国从来没有中西回历比照的年表,因此古代文献典籍。

南明史料朔闰考异——《行在阳秋》札记

南明史料所用历法多歧误,有用南明年号纪年,而月、日实采清时宪历;有取清年号纪年,而月、日乃杂用明大统历;甚或一书中明历与清历杂揉,乃至朔、日干支淆误,不能卒读。这种情况,不仅见于一般南明史料中,甚至如《明史》这部一代专著也未能尽免;至于经过清人窜改的明臣著述,由于改编者已不熟知明大统历,歧误尤甚。对于这些歧误,一般治南明史者往往忽之,在引用和综述这些史料时,未能予以必要的辨正,使历法归之于一。明大统历是基于元授时历,惟不用其岁实消长之法,终明之世未改;清时宪历是采用明代没有颁行的崇祯新历,为汤若望等所撰定,顺治四年(一说顺治二年)颁行。

经学与历学的贯通——春秋朔闰表与经文历日考证

推排春秋朔闰表,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最为紧要。春秋时未行无中置闰法,故置闰宜在岁末,或三年一闰,或二年一闰,并无频年置闰或一年二闰之例。但以往历表为迁就经传历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多有可议。其实,经传历日未必是鲁国时历,夫子作《春秋》,采列国史记,而列国历法与鲁历不同,月日不协,理有固然。不明鲁历与列国历法之异同,不明经书日食有食本月晦、前月晦之别,及诸侯卒赴有来日赴、往日赴之分,则历表编排必违历理。斯篇以鲁历及借半日法推步,证以经传文例,所得历表,较以前诸家推排,小有可观,考证者宜所取资焉。

春秋日食三十七事考

春秋日食，是编制春秋朔闰表的重要依据。从前学者由于对日食公历日期的不能确定，所制闰月，多有舛误。今以科学测定之公历日食日期为准来校定春秋朔闰，则不仅可证前人之误，且能重新厘定出一份十分准确的春秋朔闰表来。

今用历谱与《史记》汉初历日不合例证举隅

我们考察汉初120年《史记》中历日的记载,发现有37处与《二十史朔闰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等今用历谱不合,本文以时为序将其列出。汉初120年也是司马迁去世前的120年,涵盖了他的一生和生前约六十年,《史记》的纪年理应可靠。文中揭发出的矛盾应当得到历史、历法界的解释。

《后汉书·光武帝纪》辨误二则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

关于居延新简及其历谱年代的对话

1974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两万枚“居延新简”,现以对话体的形式介绍其背景 ,从汉代历简与干支纪日的特点入手提出朔闰表中“年朔序”的概念 ,应用它的周期性质 ,对历谱的年代举例进行考证 ,并附以相关图例。笔者建议保护居延遗址 ,为以后的发掘作准备。

初等数论在历史年代学中的应用

应用初等数论中的同余式、连分数、渐近分数、不定方程等工具,分析考古年代学提出的若干问题,以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史记》等出土文物和史料为证据,将《二十史朔闰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记录视为大时段日月运行的数据库,证明或论述中国历法的五个周期性质,从而阐明应用数学进行年代考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试论陈垣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陈垣是一位饮誉海内外、深受人们尊敬的教育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继往开来、成就卓著的文献学家。其所著《国佛教史籍概论》、《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通鉴胡注表微》等,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献学的杰作,极负盛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陈垣的文献学思想及其建树展开研究。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

中华书局整理校点的《旧五代史》,是各种辑本中最精善最完备的一个本子。笔者之为此篇,非欲翘时贤之失以自喜,盖顺下风,承馀绪,意增涓埃之助,而亦借此求正于同好诸公云。《梁太祖纪》

范晔卒年及《后汉书》始撰年辨

《后汉书》作者范晔,南朝刘宋时人,其卒年,《辞海》范晔条、梁廷灿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姜亮夫编《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均云为公元四四五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据《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此载系述范晔等因谋反事,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日被诛。查《二十史朔闰表》,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始于公元四四六年一月十三日,故范晔卒年应是公元四四六年,而非公元四四五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不误。)

《晋徐美人墓石考释》补说

在《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所发表陈直先生的《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一文内,对该墓石所记“(徐)美人以元康七年岁在丁巳七月寝疾……厥年七十八,以八年岁在戊午,四月丁酉朔,廿有四日丙□,直平戊时丧殒。”考释说:“元康八年四月为丁酉朔,二十日当为丙辰,墓石误书为二十四日丙□”。陈直先生此处的干支朔日考释是有着商讨余地的,今试说拙见如下: 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晋“元康八年戊午,四月癸酉朔”:可知“徐美人墓石”所书“四月丁酉朔”是错误的。应该指出,

汉代《徐胜买地券》真伪考

汉代《徐胜买地券》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最先著录于《文物》1972年第五期。券文公布后,方诗铭先生在翌年的《文物》第五期上发表了《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一文。他以干支纪日是否符合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

干支纪时与古籍整理研究

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纪时方法.所谓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有十,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把天干顺序的单数与地支顺序的单数、天干顺序的双数与地支顺序的双数,依次排列组合出六十种不同的配置形式,然后再依次循环,周而复始,以至无穷.由于甲子分别为天干、地支之首,所以一般把一周六十个单位称为“六十甲子”.由于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是固定的,所以十天中的每一“干”在一周中可以配置六次;十二地支中的每一“支”在一周中可以配置五次,因而出现了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从天干说,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从地支说,有甲子、戊子、庚子、壬子,却永远不会出现甲丑、乙寅、丙卯、丁辰等等天干单数与地支双数或天干双数与地支单数相互排列组合的配置情况.所以,六十甲子中的每个“甲子”的干支是固定的.

《元光元年历谱》考释

《元光元年历谱》考释刘操南《元光元年历谱》汉简是当代出土的文献。１９７２年４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一号和二号两座西汉墓葬时，在二号墓葬中出土汉武帝时的《元光元年历谱》。二号墓的陶罐肩部有＂召氏十斗＂四字。＂召氏＂应为二号墓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