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朝仪礼乐制度略论

元代政权起于北方朔漠,以武力建立起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武功虽著,却文治未彰。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原儒家礼治文化的艰难认同、以及宗教等多元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有元一代的朝仪礼乐制度,在诸多方面皆明显表现出与辽、金及南方的中原汉族政权不同的特点,如创制较晚、历时较长、朝廷乐制机构职司管理与归隶淆乱等。这些特点让元代朝仪礼乐制度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形成了颇不似中原汉族王朝政权治下的朝仪礼乐制度,而带有至为鲜明的少数民族政权文化特色与内涵。

唐宋“入閤”朝仪与议政之制源流考

"入閤"在皇帝朝参仪制与议政决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制度史研究所不可忽略。但"入閤"仪制的产生缘由及朝仪、议政制度变化,古籍记载存在相互牴牾之处,学界研究也有分歧。"入閤"的使用,经由动词短语"延宾入閤""进入内殿"转化为典制术语"议政入閤""朝仪入閤"的演变过程,考述了"议政入閤"与朝仪入閤的内涵变化。"议政入閤"始于唐贞观年间,由紫宸入閤演变为延英入閤等;"朝仪入閤"源于唐玄宗时期,因朔望朝避正殿而入便殿行礼的权宜之举,发展为常朝于便殿行礼,至唐末规制大变,由便殿所行常仪转为正殿所行大礼,乃至北宋别制"入閤"仪,成为朔望日于正殿举行之盛礼。进而辨正了"入閤"在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中存在朔望入閤、常朝入閤、朝仪入閤与议政入閤等混淆现象。

元代朝仪的制定及其特点

元代朝仪之制可上溯至太宗元年八月即皇帝位时,由金旧臣耶律楚材为之谋事,此次朝仪成为其后发展完善的基石。1234年夏,窝阔台在达兰达葩举行的百官大会上,作为重要的新的命令之一,对朝仪的要求等又作了颁布,朝仪之制又有推进。世祖至元年间,刘秉忠、许衡等奉命制定的朝仪已有相当规模,但直至顺帝朝仍不完备,不为汉臣们所称道,显现出品级服饰不分、礼乐等方面胡汉杂用的特点。

汉文帝七年《朝仪》诏书研究

近期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四)释文中发现汉文帝七年《朝仪》诏书,该诏书内容不见于传世史料,可弥补史料之缺;据该诏书可知汉文帝为"正"天子,序诸侯,把汉初诸侯"十月朝献"改为"正月朝贺及上计";该诏书对研究汉文帝时期诸侯地位、汉朝礼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叔孙通制朝仪与儒“礼”之流变

叔孙通制朝仪是将儒家之“礼”纳入大一统封建王朝政刑法度的嚆矢,亦是儒“礼”发生流变的一大关节;秦汉之后的儒礼源流概分为三途:制度礼仪、行为礼仪、礼学经典;各自源流形貌及其体现的儒礼精神不尽一致;作此历史“个案”观察分析,有助于认识儒“礼”现代性文化资源的范畴或层面,庶几厘清有关儒“礼”讨论中某些笼而统之的看法。

汉文帝七年《朝仪》诏书补考——以《肩水金关汉简》(四)所见简牍为依据

汉初至汉文帝七年,诸侯王十月朔上计,其后改为正月朔;大朝贺期间,叔孙通制度的文武朝位分类法改为“京师”、“诸夏”先内后外的分类方法;郡国上计吏员因需参加朝贺、上计仪式,故需要学习朝贺礼仪,汉朝礼仪适用范围并非仅限宫廷。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昌杂录》所见入閤仪与北宋文德殿视朝仪研究

“入閤仪”是北宋重要的朝参形式之一,历经唐末、五代,至宋初,其涵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最终因繁琐而于熙宁三年罢废,随之替代的是“文德殿月朔视朝仪”。文章主要通过《文昌杂录》所载熙宁五年“文德殿视朝仪”与《宋会要》熙宁三年“文德殿视朝仪”,以及与太宗、仁宗朝“入閤仪”等内容对比,对这一议题作补充性的探究。

一代良吏李朝仪

他忠君报国,爱民恤民,办案公正严明,敢于打击不法酷吏,赢得了百姓的赞颂。他善于防患于未然,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时,头脑清醒,胆识过人。

厦门教区代理主教沈朝仪司铎安眠主怀

沈朝仪代主教是福建省教务委员会常委、漳州市政协委员,芗城区政协委员。他卧床数月,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1993年5月1日晚在后坂村教堂逝世,享年79岁。沈代主教病重期间,漳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周力文、副部长林炳惠。

胡家草场汉简《朝律》所见文帝时期的朝仪与职官

与此前见载的汉初朝仪相比,胡家草场《朝律》对朝见时站位的记录表明文帝时期朝见礼仪的警备者由郎中为主变为中郎、武士、少卒,反映出郎官系统的变革;主持者以典客为主,或与文帝时期在将蛮夷纳入管控上取得进展及由诸侯站位变化展现的诸侯地位提升有关;文官群体中多出了中都官五百至三百石,但较高祖时期未必发生了变化。中二千石在朝见规定中被单独列出,与诸侯国官的站位对比凸显出文帝抑制王国的意图;中郎将、太中大夫和博士的排位证明汉初三者均为比秩,其得以参与朝见显示可能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以其亲近为主要成员的议政群体;将军应指大将军、卫将军和车骑将军三位常设将军。

朝仪的变迁

在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中,君臣相见的礼节,一般说来,是由简而繁,由宽而严的。上古的国君和臣下相见,是一同站立,在讨论政事时则是同坐。做臣子的下拜,国君有时也须答拜。秦汉以后,皇帝日自高大,“万岁”开始成为称呼皇帝的专用名称。但汉代皇帝召见丞相。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汉代朝位有广狭二义考

汉代朝位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是大朝时全部官员的位次,狭义者是殿上官员的位次。汉高祖七年（前200）大朝仪体现广义朝位：“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3页）伊藤德男认为西汉“位”“位次”“朝位”有宫中席次、同一等级内席次两重含义。

《辽史·礼志》载诸“门”探析

《辽史·礼志》记载的诸多朝仪中,“洞门”“閤门”“便门”出现的频率很高。它们的名称实际上体现了其所处礼仪性建筑的差别,证实了辽朝时期朝仪举行地点的不固定性。同时,这些名称不同的门不仅在辽朝的朝会、朝觐、封册等多种仪式上发挥了分割空间的礼仪功能,而且还透露出诸多国家礼仪举行地点的信息,反映了辽代朝礼在仪式形式上和内容意涵等方面的制度特色。

也评叔孙通

叔孙通是西汉初年所谓的“汉家儒宗”①。对于他的评价历来是褒者多,贬者少,颇有不当。究其原因,这不能不与作为一种非宗教的、入世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有关。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中枢,而且在整个封建思想系列中,一直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今天,我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但是封建意识的残余依然存在,一代儒宗叔孙通式的幽灵并未完全放迹,这是当今进行改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障碍。如果我们能给予叔孙通这样的历史人物以正确的评价,对于荡涤封建思想的历史沉淀,建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许有所裨益。

刍议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特征

一、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 在封建官僚政治生活中,封建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权。为了保证君主绝对支配权力的贯彻实施,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建立了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中央有中央政府,地方设郡、县、守、令,以掌兵、刑、钱、谷等事。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封建君主就是依靠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通过层层控制,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

雅化政策的教训

贯穿于数千年艺术管理全过程的俗雅之争,其教训是应该永记不忘的。艺术的雅化也是错误的管理政策所导致的恶果。我们切不能重蹈复辙。在原始社会中,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艺术之树是长青的。进入奴隶社会,才出现专为宫廷服务的乐舞,至周代才创造了完整的雅乐体系,制定了整套的帝王祭祀天地、祖先,朝贺、宴享等大典所专用的六乐六舞。儒家奉之为最高典范。由于它具有“中正和平”“典雅纯正”的特色,后世给了以“雅乐”的美名。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循例制礼作乐,以颂天地祖宗之德,歌本朝武功文治之高,示朝仪宴享之威武华贵。这种乐舞后来统称之为雅乐。

汉魏晋的礼仪立法与礼仪故事

在古代礼仪法的沿革发展史上 ,汉魏晋时代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此间 ,礼仪立法繁荣 ,故事广泛运用。从形式上看 ,封建制的礼仪法在这一时期从草创发展到规模粗具 ,规范从零散、分散发展到系统化于一部专门的法典 ;就内容而言 ,从古礼到新礼的转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并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