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中朝海路交通线的重开与中朝关系——以李民宬和赵濈的《朝天录》为文本

明朝末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女真兴起于东北,使得中朝间途经辽东的陆路交通线受到威胁而中断,关闭了多年的中朝海上航线得以重新开通,从此再次成为中朝两国使节往来的主要通道,直到清朝亡明之前。期间,朝鲜使臣李民宬和赵濈所著的《朝天录》详细记载了中朝海上使行往来的路线,并对使节到达燕京后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交涉活动做了实录式的描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睟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载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又称李朝,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建立后,她与中国的明朝以及清朝曾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由于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节,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以及中国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从而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闻.一般来说,朝鲜使节访问明朝的记闻多被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记闻多被称为<燕行录>.通过<朝天录>和<燕行录>,我们可以获悉很多明朝人和清朝人未曾注意或记录的情况.所以,<朝天录>和<燕行录>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朝关系史还是研究明清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明代鞍山驿路——以《朝天录》中的记载为中心

明代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密切,朝鲜使臣朝贡络绎不绝,特别是明朝迁都北京后,鞍山地区成为必经之地。关于这一点,《朝天录》中留下了许多记载。本文利用这些珍贵资料,对明代鞍山城池与山川风貌重新进行梳理,以求有助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

明代中朝使臣对异国的文化认知与体察初探——以“皇华集”与“朝天录”为中心

有明一代,中朝两国使臣在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皇华集"和"朝天录"等文学典范。通过对两国使臣异国地理审美认知和审美心态的分析,对箕子、伯夷、叔齐等共同文化符号的文化认知和体察,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展现有明一代中朝两国彼此进行文化认知和体察的概貌。"皇华集"和"朝天录"的互文研究可以导入异国语境,丰富研究形式,形成两国文化交流研究的闭环。

柳梦寅《朝天录》“明朝完美化”认知论析

朝鲜朝中期诗人柳梦寅为官期间曾三次出使中国,其汉诗作品集中收录于《於于集》中,表露出对中国自然风貌和人文社会的无限向往之情。柳梦寅是朝鲜朝为数不多的始终对中国存有“完美化”认知的文人,与同时代其他朝鲜朝文人相比,柳梦寅对明朝的意识形态极力赞扬。从柳梦寅汉诗中体现的对中国的崇拜、柳梦寅“朝天”过程中的见闻与感悟及其“乌托邦”式不切实际的向往等方面,可以明显地认知柳梦寅“明朝完美化”视角的意义指向,并由此揭示出当时朝鲜朝文人“朝天”思想的某种状况。

尹根寿使明及其《朝天录》

以朝鲜使臣尹根寿第二次出使明朝为线索,分析其出使的两个目的,一是给万历皇帝庆生,二是带回《大明会典》全帙。他的使行记录名为《朝天录》,全书描绘了其对中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记录了沿途风物、与明朝文人唱和赠答等情况,由于出使时间较长,其中不乏浓郁的思乡之情。《朝天录》共收录107首诗歌,诗歌雄健飘逸,富有沉郁的韵味而不显浮夸,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朝天录》研究

壬辰倭乱时期,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节撰写、传世的《朝天录》有20余部,按时期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报告战争紧急状况和请求明朝派兵的《朝天录》;二是战争期间及战争后的奏请使和谢恩使等留下的《朝天录》;三是与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关联的《朝天录》。这些《朝天录》采取日记形式记载当事人亲身的经历,选材广泛,保留了各种问题的大量线索,有着更为可靠的真实性,可以据此补订史实,补正正史记载的不足。文章以权?的《石塘公燕行录》为例,探讨壬辰倭乱时期的中韩关系。

朝鲜使臣眼中的觉华岛形象——以金堉《朝天录》为中心

明末朝鲜使臣金堉汉文化修养颇高,其所作《赠觉华岛学长王纳谏》、《觉华岛阻风次诸葛草庐韵》、《觉华岛》和《回还时觉华岛开洋祭文》等论文频频引用汉文化典故,营造道教或中国民间宗教的意境,是现实与想象交互影响的产物。尽管金堉途经觉华岛,实在后金军队重创该岛之后,但是金堉仍然极力从正面书写和塑造觉华岛的形象,仍然认定明朝系礼仪文化之邦,其"慕华"与"事大"之心未变。

朝鲜使臣金尚宪燕行诗述略

金尚宪作为明朝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在其燕行诗中以异域人的眼光,书写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风俗、山川景色等,体现了朝鲜文人深厚的儒学修养和精湛的诗文技巧,也反映了中朝两国之间紧密的文化交流关系。

明代玉河馆门禁及相关问题考述

本文通过对比中朝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考证明代玉河馆对朝鲜使者的门禁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究朝鲜使者与明王朝在玉河馆门禁事件中所持不同态度之背后所反映的双方外交:朝鲜使者多次上书要求解弛玉河馆门禁,除追求物质利益之外,更有重建"礼仪之邦"名号的用意;明王朝虽声称恢复朝鲜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模糊其外交政策实质的官方说辞,实际上并未作出过大的让步。

朝鲜使臣笔下祖大寿形象的演变及其原因

祖大寿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重要将领,在明清更替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清两代朝鲜使者途经宁远、大凌河、小凌河等地时,都记下了与祖大寿的来往或者评价.从明到清,朝鲜使臣笔下祖大寿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时期朝鲜使者不同的心态.从他们对祖大寿的评价中,可以洞察朝鲜人在明清时期现实与想象交织的历史观,不同的现实交织着不同的想象,正是祖大寿形象演变的原因.

尊华与揭恶:朝鲜赴华使臣笔下的明朝形象

明代,中朝两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朝鲜民族尊奉中华文化,对明朝表现出几近"乌托邦"的总体想象,在朝鲜赴华使臣创作的使行日记《朝天录》中,描写了明朝繁荣的城市经济景象,极力赞颂明朝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先进。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使行明朝亲身体验中国社会生活,又摆脱了一些朝鲜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限定,从而能够比较直观且真实地描写明朝社会中贪暴官吏的丑恶形象。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明朝形象就显得更为完整且客观。

论明代辽东“铺”与“堡”的混同

地名中"堡"字音pù并与"铺"字通用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十分常见。本文运用中国与朝鲜的相关史料,首先分析明代辽东驿传体系的特殊性以及急递铺在辽东地区的存在形态,进而对"堡"与"铺"的混称提出历史学和语音学两方面的依据:急递铺城在形制上和堡城相近,在功能上具有军事防御性,堡城可兼行铺之职责;"堡"字在读音上与"铺"的接近并最终演化出和"铺"字相同的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