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

女真人与辽朝的朝贡关系始于辽太祖天显元年(926),一直保持至辽末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辽朝对前来朝贡的女真部落酋长授官名、赐赏物,进而建立属国、属部。辽初女真朝贡活动十分频繁,圣宗时期逐步将州县地区内的女真属国、属部纳入地方统辖体系,州县之外地区的生女真部和州县边缘地区的铁骊女真部一直诣捺钵朝贡。道宗、天祚帝两朝大部分女真不再朝贡,这不是辽朝对女真人统治疏松的反映,而是辽朝对女真的统治形式已由羁縻朝贡统辖体制转向一般行政建置管理体制。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礼”的原则下形成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朝贡关系网络。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一直没有介入这一研究领域。本文力图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就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结果发现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于构建和修正经济人类学的礼物理论和交换理论有着独特价值。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中国历代朝贡关系史上别具特色，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确认君臣主从关系为核心，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制度对中朝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越南阮福映政权的合法性塑造及对清越朝贡关系的认知与利用

阮福映在嘉定称王,以儒家政治思想塑造政权,克复顺化,恢复阮主旧疆,完成中兴大业,建元嘉隆,但拒绝称帝。阮福映意在建立以先祖肇基南服为国统的新国家,在攻占升龙北河之后,拒绝黎郑旧臣提出的继承历代大越国统的称帝提议。阮福映由外而内,向清朝请封"越南"国号成功,之后即皇帝位,成为越南国创业之君。阮福映政权合法性的塑造充分展现了清越朝贡关系的双向性以及当时越南对这种关系的认知与利用。

先秦东北古族与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

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已为考古学文化所证实。夏商王朝建立之后到秦朝建立之前,学界多笼统地认为东北地区古国、古族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然对春秋战国诸侯国林立纷争时期,东北民族的朝贡活动是否持续进行,又怎样开展等问题,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

洪武年间明朝与撒马尔罕的朝贡关系述论

洪武年间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处于一个平稳发展阶段。洪武初年,明朝为了彻底解决北方的边患,积极发展与中亚大国撒马尔罕的友好关系。同时,撒马尔罕对明朝进贡频繁,且数目巨大,成为西域诸国中与明朝朝贡较为频繁的国家。这极大地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明永乐年间双方友好关系发展到顶峰奠定了基础。

试论明朝与东南亚各国朝贡关系的性质

朝贡关系是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明朝朝贡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则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性质也是不同的。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是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演变的缩影。一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年)是朝贡关系逐步建立的时期,明朝政府在朝贡中实行“例不给价”制度。朝贡关系作为明初统治者羁縻远人,巩固统治的手段。

中暹传统朝贡关系的终结(1869—1893)

1853年暹罗使团遇劫事件后,暹廷未再进贡中国,两国朝贡关系渐趋中断乃至终结。1863年,在回复广东方面的催贡要求时,暹廷开始采取拖延策略;而后至1868年,蒙固王在布告中严厉批评两国的朝贡关系,拉开了这一关系终结的序幕。1869年,暹廷首次提议改道天津进贡,但此议与朝贡礼制相悖,清廷坚决拒绝。暹方遂认定天津路线具备合理性,继续坚持。流传近百年的所谓1882年朱拉隆功正式拒绝进贡中国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1884—1888年,温宗彦、郑观应、王荣和、余瓗等访暹,均隐含“问责”暹廷失贡之意。暹廷不再坚持天津路线,也不赞同订约,两国朝贡关系已难以为继。1893年,在北榄事件的催化下,清廷承认暹罗为独立国,两国朝贡关系至此正式终结。

朝贡关系下隋唐对高句丽战争的原因分析

高句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南北朝之后,高句丽迅速发展,与中国形成政治隶属性弱的中外朝贡关系。但是,隋唐统治者继承中国历来的大一统思想,并基于高句丽之地汉晋时本为中国郡县的事实,不允许这种改变的发生。同时,高句丽作为中国四夷朝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代表,又是倭国、百济、新罗对中国朝贡的路上门户,维持高句丽的朝贡对维持四夷朝贡体系具有重大影响。隋唐统治者想要恢复之前的朝贡关系,就与高句丽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战争随即而起。

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朝贡关系

中国与马来半岛有着悠久的民间交往历史,马六甲王朝是马来半岛第一个统一的马来人政权,其与明朝的朝贡关系持续了119年,在中马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马两国的外交往来具有官方垄断的唯一性,朝贡贸易是两国朝贡关系的主要形式,也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试论明代中朝朝贡关系中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和平和相互尊重的中朝朝贡关系，在明朝时期达到顶峰。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文化交流成为中朝关系中更为动人和持久的内容。中朝朝贡关系是两国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切入口，它为文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相较于政治和经济层面，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中更持久、更具亲和力、更加动人。

明初中日佛教交流与朝贡关系

唐代,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与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到894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唐朝与日本之间的官方关系基本停止。明朝甫一建立,朱元璋就派遣使臣到日本宣谕,两国又开始了使节的往来,不过两国关系主要围绕朝贡、倭寇、海禁和佛教交流展开,屡经波折,非常复杂。

朝贡关系下勿吉与周边部族民族关系探微

公元5世纪以来,随着夫余国的衰弱、高句丽政权的崛起,勿吉人不再拘泥于对一隅之地的追求,逐渐产生争霸东北地区之心理,勿吉与周边部族的民族关系遂产生变化。面对夫余国及其后裔建立的豆莫娄,勿吉国不断进行武力打击。面对逐渐崛起的高句丽政权,二者时而相互攻伐,时而相互合作攻打其他政权。从朝贡关系角度考量,夫余、高句丽、豆莫娄、勿吉与北朝政权均缔结朝贡关系。面对勿吉与周边部族关系变化趋势的不同情况,北朝政权对东北地区不同民族政权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面对逐渐衰弱的夫余国以及势力较弱的豆莫娄,北朝政权默许勿吉的武力打击,而面对高句丽政权,北朝政权则是要求勿吉与其“宜共和顺,勿相侵扰”。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后者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共主"观念,却在某种意义上是名实难副的虚幻构想,前者以国家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原理为基石,却是作了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后者旨在建立"守在四夷"的自卫架构,前者孜孜以求的是实际权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后者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交往形式上,将中外关系纳入到唯我独尊的天朝礼制之中,前者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体现了主权损害的实质内涵;后者践履"不治""字小"的王道德行,前者充斥"武力""凌弱"的霸道暴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模式,其所秉具的内涵和特征,包含着种种复杂的成份和因子。

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

《槐院誊录》是朝鲜承文院编纂对明清朝贡关系文书与外交相关事务的誊录,编纂目的在于运用所誊写的文书,即依照前例,处理当下的对华外交事务,是朝鲜外事交涉的重要参考性文献。辑录文书的《槐院誊录》,仅存藏书阁本12卷,编纂于朝鲜对清关系时期,收录了1403年至1637年间1075件朝鲜对明朝贡文书,是研究朝鲜与明朝关系史,特别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朝鲜与明朝、后金以及日本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

早已被历史摒弃的朝贡制度,不仅没有复活和恢复的可能,更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格格不入,与我们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完全背离。

九白之贡:喀尔喀和清朝朝贡关系建立过程再探

结合新近公布的档案和《清实录》等文献,通过系统梳理清初与喀尔喀的关系,作者认为清廷首先制定"九白之贡"是在顺治七年(1650)。虽然有些喀尔喀小首领从顺治八年就已经开始进贡九白,但为首的左右翼诺颜们与清廷立誓和好则分别是在顺治十二、十四和十六年,由此双方关系最终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实现了包含内亚因素(盟誓等)的朝贡关系。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