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明朝朝贡秩序稳定的原因

本文对明朝初期的朝贡体系进行考察,发现安南与朝鲜两国虽然都深受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影响,地理上也与中国毗邻,但它们与明朝的关系截然不同,朝鲜深受明朝重视,而安南却与明朝发生了军事冲突和战争。本文认为,两国截然不同的结果与它们对宗主国的政治认同和自身国内合法性的高低有关。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不一样,尽管安南在文化上认同儒家文化,但是安南对明朝的政治认同不高。在安南经历篡位并担忧明朝军事干涉的境况下,最终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朝贡关系终结。朝鲜对明朝具有高度政治认同,即使明太祖对朝鲜态度冷漠,朝鲜仍然谨慎遵守朝贡秩序与朝贡礼仪。朝鲜成为明朝最友好的朝贡国之一,明朝甚至为其提供安全保障。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朝贡—册封”秩序论析

"朝贡—册封"秩序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形态,是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秩序衍生出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规范和制度,构筑起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一方面,作为区域内压倒性大国的中国无意打破现状,向"天朝"之外做体制性经营,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朝贡—册封"秩序的扩散,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

富士见象——1728年舶来越南象与东亚世界知识交流

1728年华商从越南广南地区舶送大象至日本长崎港,并经京都抵达江户,引发日本天皇和公卿士庶关注,赋诗图形,士人以广南贡象为主题强化了日本为主体的朝贡体制。日本并不产象,没有关于象的知识积累,其诗文典故多来自汉文佛典及中国书籍,关于此次舶来象的知识表明中国仍是东亚世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但日本在此基础上吸收、转化,对广南象进行本土化呈现,最大程度体现出文化自立。

日本的国际秩序观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际秩序对于中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含义。本文历史性地回顾了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将其发展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日本从17世纪初开始,逐渐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并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次区域体系——大君秩序;此后随着西方打开日本的国门,日本快速学习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推进工业化,并加入了西方的队伍,彻底瓦解了朝贡秩序;"一战"以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日本谋求独霸亚洲,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秩序构想,与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模式形成严重对抗,直至"二战"中被战败;1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并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其国际秩序观深受美国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出现讨论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思想,但日本仍将自己定位在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而不是对抗者角色。在上述五个阶段的秩序变化中,每个阶段的动力有所差异,日本在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中叶的利用武力改变秩序的观念是西方帝国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糟粕。在美国体系中,日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体系的支持者。因此,选择追随强者是过去四百年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特性,这一特点根植于日本的地缘和文化,日本难以真正独立,而是深受某一个时期国际体系中主导力量和秩序变换的影响。

无问西东:古代东亚秩序研究的自我束缚与解脱

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经验,特别是所谓“朝贡秩序”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新热点。这一议程的兴起有回应现实发展与学术竞争两方面的意图。对国际学术界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它们所引发讨论的检讨,展示了相关研究在知识生产与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就理论创新而言,它们在基本思路上大都潜藏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或夸大东西差异,或忽视理论推广的空间。就政策思考而言,考虑到东亚区域的现实状况,“朝贡”和“霸权”都不符合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其启发价值有限,甚至还可能成为话语陷阱。古代东亚区域政治是高度复杂的历史过程,学界要从“朝贡”中“挽救”历史,充分注意东亚历史在“朝贡”之外以及“朝贡”之内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扎实推进历史比较。学者们要有“无问西东”的气度,突破由上述双重意图以及“东—西”二分思维所造成的自我束缚,警惕各种形式的自我中心偏见,积极推动对话互鉴,构建多元、包容的东亚秩序,发展基于东亚又超越东亚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秩序的评判研究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未来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理上涉及如何评判国际秩序的良莠,即建立科学认识和评判国际秩序的标准和方法。在分析国际秩序构成要素、定义和内涵等概念要义基础上,可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来评判一个国际秩序。在静态存在状态上,衡量标准主要包括国际秩序有无和国际秩序完备性:前者涉及各行为体是否存在常态化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规范及惩戒机制两个具体指标;后者涉及行为体参与度、规范完备性和惩戒机制的有效性三个刻画指标。在动态表现结果上,主要用战争(包括冲突)频度和危机频度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用国际秩序的时间跨度即存续时间作为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以东亚朝贡秩序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两者的完备性、合理性和稳定性进行实证比较,可验证这一评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