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

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留下了北京东岳庙有关建筑格局以及内部塑像、摆设等细节的描写,延续近五百年,展现出东岳庙的时代变迁。然而就记录文本本身,除了记述朝鲜使臣的实际见闻,还有参考中国文献的内容,更有借鉴和解读前辈燕行使臣的描述,并且存在不少承袭,也存在舛误。朝鲜使臣站在传统儒学立场观察东岳庙,选择书写内容,由此抒发情感,强调自身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坚持。“燕行录”的记述更多反映出朝鲜使臣的文化意识,并受到明清朝鲜对中国认识变化的影响。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明代“辽东八站”经略与朝鲜使臣印象演变

辽东八站作为中朝间交通要道,也是明、鲜、女真活动的边疆区,在明前期并未得到有效控御而未被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事实上,明初太祖皇帝对辽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源于洪武年间对外政策调整和经略辽东的具体实践,进而影响至整个明前期。朝鲜使臣在此使行情境中,衍生出了以辽东八站为“华夷大界”的印象元素,即便是成化以后该区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边疆防御体系和地方治理系统,并有大量中、朝人口流入,这一印象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依然深远,进而塑造了朝鲜使臣在文化认知上的“由夷进华”之路。万历时期镇江城设立后,在明朝对朝鲜“再造之恩”意识的影响下,辽东八站域内人、物在朝鲜使臣印象中“华”“礼”的形象才最终得以确立。

王珂、[韩]韩钟镇、[韩]唐润熙:《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

“周官列行人之职,孔门善辞令之士,以有国则必有赖于斯也。”((1))作为中朝两国政治往来的媒介,使节在双方封贡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高艳林统计,“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 平均每年0.6次。”((2))两国互动之频繁于斯可见,是故《明史》有云“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殊不胜书”((3))。

朝鲜使臣纪行文学中的儒家思想探析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用“异域之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纪行作品。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朝鲜使臣在进行记录与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投射他们的儒家价值观。故试图以域外视角,探寻朝鲜使臣纪行文学中的儒家思想,为研究儒家思想在中韩两国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帮助。

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天启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奏请明廷尽快派诏使完成对其即位的封典。对此,《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中外文献缺乏记载,而随团出使的书状官洪翼汉的《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这次出使的路线以及围绕李倧的封典所展开的外交活动。

明代朝鲜使臣赴明的贸易活动

明朝与李氏朝鲜建立封贡关系体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这种贸易,学术界通常称为"贡赐贸易"。事实上,"贡赐贸易"仅为一种贸易形式,远不能涵盖两国间的全部贸易内容。明代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应为两国使臣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朝鲜使臣赴明所从事的公私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明代朝鲜使臣盘缠开支与辽东社会

明代,"贡赐贸易"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核心内容。朝鲜使臣赴明朝贡,除完成贡献方物、请封获赏等政治任务外,一路的交通食宿、人情礼赠、贸易货物等经济活动也是使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控制辽东地区以后,辽东成为中朝贡道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须在此获得通关勘合及行程所需物资。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花销占其盘缠大半。本文通过介绍朝鲜使臣的盘缠组成,分析其在辽东地区的支出途径,探究明代辽东地区的社会环境。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万历皇帝形象

在朝鲜使臣创作的诸多"朝天录"文本中,多视角记述了明代万历皇帝积极勤政的形象、消极怠政的形象、贪婪奢侈的形象以及正史难见的弥留之际的形象,特别是对万历弥留之际形象的描写,充实了明史的官方记载。通过对万历皇帝复杂形象的具体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使臣眼中的明代中国形象。

清代朝鲜使臣觐见时中朝口译的原则、策略与评价——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与资本理论

受清朝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影响,在朝鲜使臣觐见时,皇帝、朝鲜使臣、朝鲜语译员间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权力地位分明的觐见政治场域.该场域又形塑惯习,使参与行为者具有一种倾向系统,言行均有原则可寻.其中,朝鲜语译员的口译原则是在维系皇权及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做好口译.而惯习又生产策略,觐见时朝鲜语译员也会进行译前准备,口译时采用直译法、增减译法、敬语与非敬语处理法等.场域运行与行为者的位置关系维系需依从资本,而口译能力的不断降低,表明朝鲜语译员在觐见政治场域内资本的减少,地位弱化.本文的研究扩展了清代中朝口译史的研究领域,延伸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中朝口译史研究中的边界.

朝鲜使臣眼中的运河与淮安——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营建、粮饷等所需物资繁多,驿站的设置,道路的畅通,势在必然。朝鲜使臣权近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水路南下,经淮安、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权近《奉使录》以诗歌形式记述所历之地,所见之事,且在诗末或诗序中述其见闻。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不再蔑视汉族人的附清、降清行为,而是给予他们以较多的理解。这一时期,他们对汉族人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是较理想的。他们对中国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与此同时,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具有思明但不敢表露出来的微妙心态,缺乏儒家的义理精神,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最重要原因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它使得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

明初朝鲜半岛使臣笔下的南京印象

因使臣身份、使行活动的影响和限制,明初朝鲜半岛的使臣对南京的印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迈汉唐的朝会礼仪;二是君明臣贤的盛世图景;三是风物繁华的帝都气象。使臣们的客观记录与主观形塑不仅使南京成为朝鲜士人心目中理想的文化之邦,而且能补益我们对明初南京一些文化现象的认识与研究。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通州

在中国与朝鲜长时间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繁荣发达已经成为朝鲜的社会集体想象。朝鲜使臣在使行中国时,对明朝经济发达的通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载。他们不仅记载了通州经济的繁荣,而且对京杭大运河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对通州漕运的盛况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并从细节上对中国的漕运制度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通过对通州盛况的观照,朝鲜使臣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经济繁荣发达的社会集体想象,而这种社会集体想象,则是朝鲜使臣们希望本国繁荣富强的心理反映。

朝鲜使臣视角下的明代辽东民俗——以《燕行录》记载为中心

明代辽东民风、民情的内容除见于《辽东志》、《全辽志》等地方志书外,其它著述着墨不多。有明一代,频繁往返辽东驿路上的朝鲜使臣留下许多珍贵记录,有关辽东民俗的记载颇为详细。本文通过梳理《燕行录》中服饰冠带、乡闾民俗、丧葬礼俗、节日祭祀等相关史料,介绍朝鲜使臣视角下辽东民俗的某些内容,从而有利于明代辽东民俗的研究。

朝鲜使臣诗歌中的北京东岳庙

朝鲜使臣所著《朝天录》《燕行录》中,咏北京东岳庙的诗歌现已找到29首,展示了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风貌,抒发了他们内心复杂的感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民俗价值和历史、美学价值。

浅析明初朝鲜著名使臣的呜呼岛诗

明初,路经庙岛群岛的朝鲜著名使臣郑梦周、李崇仁、郑道传、权近、李詹等均创作过呜呼岛诗,对田横与五百士视死如归的事迹进行评点并抒怀。这既说明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明初紧密的中朝(韩)关系和友好往来的见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山东半岛地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朝鲜使臣笔下的田横及五百士

《燕行录》中所载朝鲜使臣的诗歌及各类文章,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他们笔下的田横及五百士,有的以"历史的牺牲者",有的以"后世的激励者",有的以"当世的揭发者"形象出现。这些作品体现了田横及五百士在韩国文学和民间活动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