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朝鲜王朝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与《宣祖修正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有较大差异。前者成于光海君时期,材料来源于状启与廷论,由于编纂匆忙,多是记述相关史事,并未有意塑造李舜臣的形象;后者编纂于仁祖和孝宗时期,选择《惩毖录》和李芬《行录》作为史源,将李舜臣塑造成完美的将领,从官方立场确立了赞颂李舜臣的历史书写基调。《宣祖修正实录》重新书写李舜臣涉及多重因素,包括加强仁祖合法性与维护“西人”形象、史官对《惩毖录》的偏爱、朝鲜的尊王攘夷与反清意识、李植与李舜臣家族私交等。在《宣祖实录》和《宣祖修正实录》不易见的情况下,《宣庙宝鉴》与《惩毖录》的广泛传播,使凸显李舜臣战功与品格的历史叙事深入民间。

朝鲜王朝对明朝先皇宾天的礼仪回应与外交表达

朝鲜王朝建国后主动纳入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对明朝“至诚事大”,礼仪一遵中华正统,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先皇宾天服丧礼仪谨遵明朝丧礼服制。朝鲜王朝为永乐帝服丧期间,确立了“闻丧即举哀”的礼制规则,修订举哀、成服、举临、释服的基本仪注。但在后世遵行期间,为避免明朝对朝鲜获知大行消息渠道的外交误会,往往在讣告公文到达王京日才行“举哀”礼,体现了“礼仪从权”的外交考量。朝鲜王朝祭奠明帝丧礼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洪武至正统期间,朝鲜朝对明帝宾天的祭奠是草创成文与规范遵行,取法中华礼制,履行藩国义务;成化至正德期间,朝鲜朝对明帝的祭奠是流于程式、偶有敷衍,力图弱化明朝影响力,王权自主性意识增强;嘉靖至天启期间,朝鲜王朝在“宗系辩诬”和“壬辰倭乱”中获得国家利益,对明朝先帝的祭奠政治色彩浓厚,更重外交表达。朝鲜王朝对明帝的祭奠思想文化,根源于程朱理学在朝鲜朝的逐渐独尊,朝鲜朝士人视明朝为理学之正源,“士林派”在祭奠明帝宾天中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增强,最终汇流为明清鼎革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时期燕行使与清朝篆刻交流探究

文章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讨了以朝鲜王朝时期金正喜交际圈为代表的燕行使在朝鲜王朝与清朝篆刻交流中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印章图样对比分析了朝鲜王朝篆刻与清朝篆刻的异同,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印人篆文修养不足和篆刻创作动力不足等问题,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朝鲜王朝时期篆刻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提供新视角。

朝鲜王朝陈献章“从祀文庙”之争考论

陈献章是中国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朝鲜却遭到了学界的抵制与批评,盖因大多数朝鲜学者认为其学说杂糅了禅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同属异端外道,而不予接纳。在其后朝鲜王朝关于文庙从祀人员升黜的讨论中,亦未效法明制,将陈献章列入文庙供奉。这反映中国与朝鲜两国学者对本国儒学发源的认同和对佛家思想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是朝鲜儒学在地化的表现,亦促进了东亚儒学演进的多元化。

略论《元史》在朝鲜王朝的影响

明官修《元史》东传至朝鲜王朝,不仅成为明、鲜两国“宗藩体系”正式确立的重要象征,且朝鲜君臣大多自觉从中获取资治之道和理政经验。《元史》客观上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反观朝鲜王朝对《元史》“受容”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对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方式获得相对深入的理解。

朝鲜王朝漂流民送还体制与相关公文的传递机制

朝鲜王朝后期,由于忠清道海域频繁出现外国漂流船,漂流船案件成为区域海防的主要任务,忠清道官员进行漂流民审问与船载物品调查,将其结果向朝廷公文报告。从公文传递过程中发现,朝鲜王朝建立三级海防体系以及四级案件报告体系。每个下级军镇向上级军镇层层报告,所有机构都必须向多个上级或同级机构传递公文,以此防止公文传递事故,并通过相关机构互相竞争、牵制,以图国家体制的稳定。在漂流船处理过程中,道行政中心监营成为案件处理及其相关公文传递枢纽,文官监司负责指挥漂流船调查,成为海防体系的中心。

朝鲜王朝茂山镇建置考

茂山镇是朝鲜王朝设于图们江上游南岸的重要邑镇。该镇起初作为辅助富宁镇防御女真人的一个边堡,应设于1433至1436年间,1509年随同三堡移(增)设而首度西移,1603年升格为堂上佥使堡,1674年二度移设至图们江上游南岸,1684年升为都护府,完成建置。总的来说,茂山镇建置的主推力是防御问题,而朝鲜王朝渐趋衰退的边防军力乃至国力,是其建置被长期延迟的主要根源。茂山镇建置的完成,标志着除江源地区外的图们江上游干流河段开始成为中朝自然界河,这在明清中朝疆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的主要模式

学界对于朝鲜王朝孙子兵学的研究成果,一是集中在传播版本研究领域,二是聚焦在运用研究方面,而对于传播的具体模式缺乏探讨与总结。朝鲜王朝孙子兵学广泛传播,既归功于传播版本的多样性,也归功于传播模式种类多样。孙子兵学传播模式主要有御赐孙子兵学书籍、讲论孙子兵学、刊行孙子兵学书籍、武科研修孙子兵学和诗歌题咏孙子兵学等。而讲论孙子兵学最为盛行,武科研修孙子兵学对实现武士人生梦想有巨大的驱动力。此外,国书伪造者深知孙子兵学影响力之大,假借《孙子兵法》的名头来恐吓清王朝,造成了孙子兵学无意识传播。总之,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的异域之花:朝鲜王朝官箴研究

朝鲜王朝官箴是生长在中国域外的汉文化之花。朝鲜王朝时期,在本土制度推动和学习借鉴中国优秀官箴的基础上,以性理学派为主的统治阶层,于15-19世纪期间,创造出了在地官箴书和官箴文化,并经历了由肇始与发端、形成与发展、成熟与衰落的发展过程。朝鲜王朝的官箴书包含了官员从政原则与道德、从政路线、从政技术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官箴书注重官员自身的修齐治平,重视以民为本,强调官员自律,重视内容的可操作性,但也存在鲜明的阶级性。官箴书的流布、宣讲与推广,对朝鲜王朝的地方治理、思想启蒙和行政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与“虚”:朝鲜王朝的“女史”——兼与中国古代“女史”比较

朝鲜王朝的“女史”作为职官并不见诸其官方典籍制度,但也随侍王后,参与一些宫中仪节,为王妃提供顾问,甚至为国王管理文书,实质上承担一定的宫中礼职和文职工作。虽然朝鲜君臣较为看重传统的“女史之法”在监戒宫闱、记功书过等方面的作用,新兴士林派大臣又有恢复设立“女史”作为史官的提议,但最终未能得以落实和施行。从具有“史学意义”到实则强调义理教化的“道德意义”,朝鲜的“女史彤管之法”于“虚实之间”,很可能成为了存在于女性“道德文章”中的一种特殊符号和话语形态。

朝鲜王朝前期对女真人的防御

朝鲜王朝前期对于女真人的防御总体上是成功的,所以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时段内始终掌控着与女真诸部交往的主导权。朝鲜方面对于女真人的防御,不仅仅是单纯地在军事领域部署并实施战守方案,其实质上是一个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工程,即诸措并举,互为补益,最终形成防御上的合力,而这恰恰是朝鲜在其北部边境取得突出防御成效的关键。至于朝鲜对女真人多次使用非必要的过度暴力,则给女真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以攻为守”的举动,单方面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实际上是朝鲜方面偶有防御失当的一种典型体现。

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新制活字

朝鲜半岛的活字印刷始于高丽王朝后期,在发展过程中更为偏好使用金属活字。朝鲜王朝正祖时期,官方通过内、外阁和铸字所来管理活字,并新制壬辰字、丁酉字、壬寅字、生生字、整理字共5种活字。其中,壬辰字、丁酉字、壬寅字、整理字为铜活字,生生字为木活字。得益于新制活字,正祖时期的活字刊刻有力推动了书籍印刷和知识的传播。

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派思想中的西学因素

朝鲜实学中的北学派产生于祸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17世纪。彼时,西学东渐之风已通过赴京使臣这一媒介以汉译西学书籍、西洋器物等形式传入朝鲜王朝。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北学派选择自主开放的态度,在“崇明排清”压力下力主学习“清欧文化”,试图以此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尽管北学思潮曾给朝鲜思想界以冲击,但并未动摇朝鲜传统的统治思想与根基,最终未能使朝鲜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

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

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的使行录有着对中国历代文人的书写,这其中对唐代韩愈的书写尤为突出。综合来看,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多数朝鲜王朝使臣赴北京途中的必经之地,韩愈祖居地昌黎县及邻近的抚宁县总能够激发众多朝鲜使臣之于韩愈的赞美。其次,北京国子监石鼓随时激活朝鲜王朝使臣的韩愈《石鼓歌》记忆。再次,“毕竟潮州困一官”——由文人担任的朝鲜王朝使者对同为文人的韩愈及其宦海沉浮存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惺惜。

《大明律》在朝鲜王朝的吏读翻译研究

《大明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是朝鲜半岛法制的源头,在朝鲜王朝施行了近500年。移植《大明律》是朝鲜王朝的立国所需,翻译《大明律》不是译者个人行为,而是国家精心组织的翻译实践的集体行为。《大明律》译者多为精通汉学及儒学的上层士大夫,非古代朝鲜官僚体系下游的译官。翻译者以“借字表记”的“吏读”方式翻译了《大明律》,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对律文进行增删、更改等加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译文,即《大明律直解》。《大明律直解》是朝鲜王朝的官方译本,实现了明律的迅速移植,促进了明律的本土化,其律法思想对《经国大典》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王朝社会人士对孙武角色的认定

域外汉籍《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整理与出版,为研究孙武人物角色提供了新资料。朝鲜王朝人士将“孙武”和“孙膑”二者相混淆,对于二人事迹往往张冠李戴。孙武虽被视为兵家,但在称谓上略有不同,有人称孙武为“兵家”,有人称孙武为“兵法家”。朝鲜王朝人士认定孙武将帅角色的类别最为多样,分为将军、名将、良将、战将、智将、谋将、儒将,而视孙武为中国儒将之首,最为独特。朝鲜人士认定孙武是兵学宗师,而在认定上各有特色。金世濂视之为“百世之师”,李起浡视之为“用兵之宗”,朴弼周视之为“武学圣人”,金平默视之为“兵家正宗”。总之,朝鲜王朝人士对孙武人物角色定位的多样性,侧面反映了孙武对朝鲜王朝兵学的非凡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