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鲜使团与满族雇车业述论

清朝是中朝(韩)两国经济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限于史料的关系,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其落后。本文主要依据韩国最近出版《燕行录全集》的史料,论述朝鲜使团和满族雇车业在中朝两国经济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明清朝鲜使团“下马宴”和“上马宴”考释

明清时期,中朝使团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下马宴"和"上马宴"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这个规定形成于明朝初年,后为清朝所继承,前后延续500余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朝关系的稳定性。

片刻言情尽有真——程伟元与朝鲜友人往来纪事

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记录其在沈阳拜访程伟元的全过程,并保存有程伟元一首诗,该诗也是迄今所见程伟元惟一诗作。李海应日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极大地丰富了程伟元的家世生平资料。朝鲜李朝时代流传下来了大量用汉文记录的"燕行日记",从中可寻觅与《红楼梦》相关的资料,并取得突破性的新发现,为新世纪中国红学研究作出可贵的贡献。

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的史料价值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是洪翼汉于1624年出使明朝时所作,他以日记的形式,如实记录了朝鲜使臣在使行途中的遭遇及到达明朝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这对于研究朝鲜使团出使时的心理、具体表现及明朝天启朝政、重大典礼、地方民俗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李民宬的山东贡道文化之旅

朝鲜使团海路朝京在山东境内一般经由胶东的登州府、中东部的莱州郡、中部的青州府、西部的济南府(含德州),19个驿站,这条线路可称为山东贡道。李民宬一行是第一个沿典型的山东贡道北上北京的朝鲜使节团。李民宬一行记载了三府一郡线路的文化见闻,与山东文人通过诗文唱和进行了文化交流,对山东文化记述的可疑之处也作了详细考证。

清代朝鲜最后赴京使团考

1882年清朝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3年朝鲜在天津开设朝鲜公馆,两国间互开航线。在两国关系发生剧变的同时,也存在着传统体制"持续的部分"。直到1894年,朝鲜仍然继续通过传统的贡路向清朝派遣赴京使臣。而由于甲午战争的发生,1894年最后的朝鲜赴京使团经历了与以往使团不同的过程。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赴京使团返回朝鲜,标志着两国宗藩关系的终结。

《燕行录》蒙古史料札记一则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二月,朝鲜使团访问北京。使团中,金昌集为正使,其弟金昌业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同访问。同行的还有崔德中,他的身份是谢恩副使。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初三朝鲜使臣到清朝的使团的名义是"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其主要任务是谢方物移准、谢犯越免议、谢发貂皮以及谢定界。

清朝与朝鲜间的文化交流——以盛京地区为例

清代朝鲜使团前往燕京(北京)的行走路线,三分之二以上位于盛京(今辽宁)地区,停留的时间通常在40天左右,沿途经过、停留21个驿站。朝鲜使团人员与盛京本地人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使团过夜的房主人,二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文化人,三是知识渊博的地方进士。大量史实说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学者应将目光从北京转向盛京,从汉族名士转向满族学者,从高级官员转向下层民众,以推动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秦良玉:中国最强女将军

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前来北京朝贡的朝鲜使团,在通州看到一支奇特的明军:“凡女兵四十余名,着战笠,穿战服,黑靴红衣,跨马驰突,不啻男子骁健者。”这些骁勇矫健不输男子的女骑兵,让朝鲜使者印象深刻。而她们的主将,一位高大健硕的女将军,则更令人惊叹:“能文墨,熟兵书,马上用八十斤双剑,年可三十五六许,气势颇壮!”

《燕行录》与通州运河文化

有清一代，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朝鲜统称这些记言记行的著作为《燕行录》。由于《燕行录》的作者们是在其国内上报朝廷或者著书立说，所以他们就无需讳言，更不必修饰，尽可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样，直言、直笔就使得《燕行录》颇具真实性。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之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来华者由于访问时间、地点、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原因所带来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