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东渐及朝鲜儒学的基本历程——朝鲜思想史散论(一)

中国东周时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创立儒学,开辟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新纪元。自此以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里,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不断更新发展,总是凌驾于百家之上,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对中国思想发展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朝鲜儒学对朱子思想的诠释

韩半岛朝鲜朝儒学以朱子思想为正宗,大致可分为主理与主气两派,这两派对朱子的学理有不同的诠释。而这两种观点,与宋明以后的朱子学诠释都有不同,对于当代新儒家对朱子思想的衡定,也有补充作用。拟概述朝鲜儒学这两派的朱子诠释,又融入康德道德哲学的若干看法,希望能回应牟宗三认为朱子是他律的伦理学与别子为宗的论点。

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及其特点

儒学历经孔盂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明清实学几个时期。作为传入时间最早的东邻朝鲜，也经历了不同时期儒学的影响，并在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顺应本国历史需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出现了李退溪等儒学大师，对当时和后世的朝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儒学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朝两国儒学之比较

孔子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人”(郭沫若语),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学说。在西方,是经历两次发现,才达到人的主体人格的认识。一次是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的奴役下发现了人,再一次是人文主义者在宗教神学统治下发现了人。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则从奴隶主统治和天神崇拜的束缚下,一次发现了人。西方哲学是从认识客体自然界开始,归结到认识主体的人及其社会。东方哲学则是从认识主体的人及其社会开始,扩展到认识客体的自然界。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四七论辩”与“经世致用”——朝鲜儒学与日本儒学小论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国宋明理学东传朝鲜、日本后,由于两国历史前提的差异,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概而言之,在朝鲜,学者们关心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道——修身养性,理学的心性论被进一步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崇尚空理空谈的风气,这种风气阻碍了对自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在日本,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学的“外王之道”——经世致用。这使得日本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理学的中心所在,

从朝鲜书院看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教育、出版、藏书、学术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的发展,沉积成一种独特的“书院文化”。而随着中华文明的向外传皤,书院也走向世界、书院文化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向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书院文化向域外的传播,开始于明代,

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

本文主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借由分析《三国史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之十个概念,来试图阐明《三国史记》和其总编辑金富轼的儒家思想特质。由于《三国史记》是一部多层文献结构的典籍,本文借由关注不同文献层次之间的思想差别,试图厘清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的朝鲜思想之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其“儒家化”的过程。另外,也欲论证在《三国史记》中出现的诸种概念中总编辑金富轼最重视的概念是《孟子》的“仁义”思想。金富轼对“仁义”的重视,不但在于主张其重要,更如“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一句所展现的——即使按理是用作提倡“德”重要性的一句话,也能转换成提倡“仁义”重要性之内容。金富轼对历代国君的治绩功过的判定,取决于他认为国君们能否实践“仁义”原则。

《四书辑释》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元代理学名著《四书辑释》在东亚儒学传播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宋元"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明代官修《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却在明清中国备受忽略或误解.然自元末明初传入朝鲜半岛后,《四书辑释》受到李朝上下的持续关注乃至推崇,影响深远.它在朝鲜王朝屡获翻印,朝鲜正祖还将其视作"《四书》注疏之最善本",予以重编.16世纪至19世纪的朝鲜士人发掘出《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之处,其地位渐升至更接近朱子本意的疏解经典.《四书辑释》的地位升降和历史境遇,揭示了近世中、朝儒学发展的不同表现.

谶纬思想的“天意”和孟子思想的“仁义”: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的双层思想结构

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关注思想多层结构的内容,试图阐明《三国史记》的政治思想特质。主要针对以下三个主题作探讨:《三国史记》的作者们(高丽史官和金富轼本人)通过何种概念和术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三国史记》政治论述的两种主导思想,即谶纬思想和仁义思想;上述两种思想如何影响《三国史记》的文献构造及其阐述思想的方式。试图证实《三国史记》的论述内容是基于谶纬思想和仁义论的双层结构,而两种思想并存的事实可证实《三国史记》经过高丽王朝初期和金富轼时期这两阶段的编辑过程。金富轼在重新编纂现本《三国史记》之际,将原来以灾异等“天意”支配三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以某一个国君或朝臣是否有(违)“仁义”的角度,以此重述历史事件的成败。“仁义”这个德目在此不但被看作高丽统治层最需要实现的政治(和伦理)理想,更提升为支配太古以来整段朝鲜历史的法则。

中、朝、日儒学思想之比较

儒学随着社会的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并且，它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国，与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东方儒教文化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朝、日儒学思想有不少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１）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相同；（２）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依据相同；（３）教育制度和内容相同；朝鲜和日本依照儒学思想，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朝鲜和日本以汉文字为参照系各自创制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朝鲜和日本各自发展了本国文化艺术。其不同点表现在：（１）儒学的作用不同；（２）宇宙观有所不同；（３）伦理思想不同；（４）文化教育思想同中有异；科举制的有无不同，私学的有无不同。

东方儒学论纲

东方儒学论纲蔡德贵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东方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所指的东方儒学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儒学文化圈国家的儒...

试论朝鲜李氏王朝后期的实学思想——朝鲜思想史散论(二)

在朝鲜文化史上,“实学”一词早在14世纪就使用过,那是指东来的朱子学而言的.然而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说的“实学”,则是专指在李氏王朝后期从传统的朝鲜儒学中蘖生出来的、具有明显近代意识的新派朝鲜儒学而言的专有名词了.朝鲜实学思想从17世纪中叶产生起,到19世纪中叶被开化思潮代替为止,延续了200余年.它集中地反映了李氏王朝京城及近畿一带的没落两班贵族和有识之士们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虽然实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从根本上来看。

朝鲜后期儒学的“心学化倾向”

18—19世纪的朝鲜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心学化倾向"。畿湖学派学者巍岩和鹿门在"心是气"的学派宗旨基础上推导出了"心性一致"。巍岩认为"心是气"的气是湛一清虚的本然之气,本然之心由此纯善的本然之气构成,故心性一致。鹿门继承了这种"湛一之气",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理气一致,心性同实"。岭南学派的寒洲也在朱子和退溪的"心合理气"理论基础上推导出了"心即理"。他以"心为太极"为论据指出,本心就是天理。虽然他们三者都在性理学的术语和逻辑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学问体系,但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一种心学化倾向,由此也反映出朝鲜后期儒学内在的"求心性"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背景紧密相关。

略论朝鲜李朝儒学李滉与奇大升的性情理气之辩

14世纪末,李氏朝鲜建国,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采取了推崇儒学的政策,中国的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哲学,在高丽后期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在李朝时期居于正统地位,于16世纪发展到高峰。以李滉(退溪)等人为代表的达一时期朝鲜朱子学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的朱子哲学,兴盛一时,后人比之于中国北宋元丰、元祐出现周(敦颐)、张(载)、程(颢、颐)、邵(雍)及南宋乾道、淳熙出现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的哲学繁荣,所谓“赵文正之后,儒术之盛,又可以追踪于宋之丰祐乾淳”(宋时烈《圃隐先生诗集序》)。

栗谷学派的“圣学”构想:金范《圣学十图》初探--与李滉《圣学十图》的比较研究

学界近期发现的一部关于体现栗谷学派"圣学"构想的著作——托名金范的《圣学十图》。该著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完成年代,但通过内容上的考察,可知其编写年代至少是在栗谷李珥的《击蒙要诀》刊行之后。金范《圣学十图》的构架基本上是按"宇宙论→心性论→功夫论→实践论"的顺序设计而成的。该图有50%的内容与李滉的《圣学十图》相同,其余不同的部分则可以看作是对李滉《圣学十图》的补充及修改。由此,金范《圣学十图》应该是一部体现"栗谷学"理念的著作,其成书目的或是为了与李滉的《圣学十图》在内容上进行对抗,或是为了对其进行斠补与修订。

牟宗三先生哲学之贡献与朱子思想新诠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儒道佛三教哲学的诠释,及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消化给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途径,贡献是非常大的。除了遵从牟先生的研究,对以上有关的哲学见解作进一步深化诠释之外,我也试图对牟先生在宋明理学中的诠释做出反省,在对朱子学义理型态的衡定上,我参考了韩国朝鲜朝主理与主气两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又借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的人性中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为伊川与朱子的格物穷理的理论给出一些新的诠释,试图证成朱子学也可以是成德之教中一套可行的工夫理论。

韩国阳明学者霞谷郑齐斗的良知心学

霞谷在继承栗谷和明斋相接续的以诚为中心的务实学的同时又吸收阳明学的思想。霞谷以性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统摄和自得为基础,树立了和栗谷,明斋不同的理气心性论,对自己独创的心学思想展开了论述。栗谷思想的特点就是良知说’。霞谷通过良知说树立了和栗谷的性理学不同的良知心学。良知即作为生理,其本身的道德的能动性使能显现出感受到不幸等的具体的作用,因此良知是体用一源,或者说是体用合一体。把生生不息作为生命本质的良知是先天就知道并能履行的先天的道德的自觉能力和能动的时间力的统合体,即为知行合一体。霞谷的良知说最终在知行合一上做了归纳。

丁茶山的中國易學史論

丁茶山是朝鮮易學史上極重要人物。他在《周易四箋》及《易學緒言》分别提出具啓發性的方法論,及對中國歷代易學作系統性批判。前者提出研究《周易》的四大方法,後者以此四法爲標準評價中國歷代易學。本研究以此二著作爲主要參考,考察茶山對中國歷代易學的評價。這不但有助了解茶山易學的特色及貢獻,而且亦可窺見實學與朱子學的關係及朝鮮儒學的創意及其局限性。

師門·學脈·道統:韓元震與李柬“湖洛論爭”之義理背景

朝鮮儒學從四端七情之辨,進而及於人心道心問題,層層而進,逐漸明朗,性之所向,理氣問題,正是其中關鍵所在,韓元震與李柬所爭是師門宗旨,也是數代積累的儒學問題,"湖洛論爭"如同漣漪逐漸擴散,造成巨大影響,成爲朝鮮儒學史中最可注意的學術論辯。李柬以未發之時難言氣質之性,聖人與凡人同禀明德本體,提出"聖凡心同",主張"人物性同論";韓元震認爲未發仍有氣質之性,認爲聖人與凡人不同,提出"聖凡心不同",主張"人物性異論"。兩人針鋒相對,最後以老師權尚夏表態支持韓元震而告一段落,確立性於氣質得見,爲師門心法所在,韓元震於後標舉學脈宗旨,建構朝鮮學術主體地位,藏道統於東國,貢獻卓著,湖洛論爭正是觸發其儒學事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