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人对唐代歌行体诗歌的接受与创新

唐代歌行体诗歌在中国兴盛之后东传朝鲜,朝鲜诗人以同题作诗、次韵而作、化用典故等方式对歌行体诗歌《将进酒》《梁甫吟》等积极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歌行体诗歌被本土化、民族化,发生了变异。朝鲜诗人用乐府古体写歌行新意,以文为诗,歌骚相和,对歌行体诗歌进行了改革、深化和创新。唐代歌行体诗歌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创新,是中国文学在东亚的一次精彩展示,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地位。

论朝鲜文人姜玮的诗歌创作

燕行诗是朝鲜使臣及使团随员在燕行途中所写.这些诗歌主要留存于《燕行录全集》及《燕行录续集》中,还有一部分存于古代朝鲜文人的文集中,真实地再现了异域使臣在燕行时的所闻所感,是反映中国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研究朝鲜文人文学作品价值的史料来源之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中,以朝鲜文人姜玮(1820-1884)为例,他留存下来的诗歌是域外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姜玮曾三次随燕行使臣前往中国,试图借助出使国外的机会与中国权臣、文人等交流,找寻让朝鲜脱离困境的机会和方法.一路上他广结好友,交流时事,互换心得,收获颇丰,其将途中所见所闻,与中、朝友人间的交游均以诗文、日记、笔谈等形式记载下来.文章主要以姜玮三次燕行中国时留存的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姜玮诗歌的风貌,从而归纳出姜玮诗歌的主要特色:其一,精于炼字造句;其二,直抒性情;其三,沉郁悲慨.究其诗法可知,其诗歌特色主要建立在引用、化用杜诗的基础上,姜玮能熟练运用杜诗中的典故,并使用"以诗证史"的艺术技巧.姜玮的诗歌深受中国文化、诗学的影响,这也是其诗歌获得较高地位的原因之一.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随着宋朝与高丽的友好往来,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随其诗文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文人不仅学习、模拟苏轼的创作,还十分关注他的三教融和思想,对其接受或批判。受武人执政和士祸震慑的文人能够接受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使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博、生活更丰富,并愿意接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些性理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道释思想干扰了苏轼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影响了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创作成就。朝鲜文人对苏轼复杂思想的接受与批判和对其文学的接受与批判相辅相成,也使得苏轼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离散体验:解放前来华朝鲜文人的“民族认同”意识

20世纪上半叶,朝鲜文人逃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母国,来到中国避难。他们在饥寒交困、身心俱疲的避难过程中,奔向希望的异乡,实际上已处于离散体验的状态之中。分析离散体验可知,这种体验并没有让朝鲜文人融入到中华民族中,反而加深了这些异乡人的乡愁情绪,刺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甚至无处不在地昭示了朝鲜文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表现,通过三个维度来体现:一是在主流族群的中国,具有朝鲜血统的朝鲜文人作为"无根"一族,既处于边缘境地中,又承载着无根之痛;二是处于离散体验的朝鲜文人,在"无根"境地中形成了"解构自我—模糊他者—回归自我"的认知模式;三是朝鲜文人在离散体验的高压之下,采用克服殖民心态的策略来守望民族认同。

朝鲜文人论王世贞

王世贞在朝鲜的影响很大,多数朝鲜文人赞誉了他的理论和创作,肯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将他作为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也有人指责他的复古和模拟,甚至认为其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评论体现了朝鲜文人较高的鉴赏力和客观的批评态度,是对中国王世贞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20世纪30～40年代初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的“北方”形象解读

20世纪上半叶,不少朝鲜文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北迁中国东北,因而来华朝鲜文人的诗歌作品中经常出现"北方"形象。从空间寓意的角度看,"北方"是朝鲜文人被驱逐之下而不得已选择的一个恶劣环境,是一个将希望变为绝望的悲情空间;从情感寓意的角度看,"北方"代表了朝鲜文人由失乡之情到思乡之情的情感转变;从文化寓意的角度看,来华朝鲜文人借诗歌作品中的"北方"形象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差异,表现了他们在异国生活中对民族主体性的认识。

朝鲜文人对竟陵派的褒奖与责难

明末竟陵派诗文在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部分朝鲜文人以阅读、次韵、学习、效仿等方式接受竟陵派诗文,以竟陵派为标准来评价他人的创作,体现了他们对竟陵派的肯定和褒奖。由于一向以儒家的政治、道德教化为评诗的最高标准,加之受中国评论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朝鲜文人对竟陵派进行了指瑕和责难,否定其文学理论,批判其创作及选本,甚至将其诗文视为亡国之音,过于偏激。

朝鲜文人对明清诗歌批评的价值

明清诗歌传到朝鲜后,受到热切关注,文人们以各种形式对其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这些批评有如下重要价值:一、对考证明清诗歌的东传时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二、反映了明清诗歌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盛况;三、是中国诗评的丰富和补充;四、对研究当时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以及补充地方志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朝鲜文人对李白《东武吟》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对李白的乐府诗《东武吟》比较重视,他们以引用、拟效等方式接受了这首诗,还从风格、地位、意境、手法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批评。朝鲜文人认同李白诗表露的悲愤之情,但是却很少能学来李白的豪迈。朝鲜文人对李白《东武吟》的接受与批评是李白研究的丰富和补充,是中朝诗歌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天涯知己与知识迁移——清代中后期汉阳叶氏家族结交朝鲜文人考述

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使者洪大容在北京同清朝文人严诚、潘庭筠和陆飞三人结为知己,回国后又将相关笔谈和书信整理成《乾净衕会友录》,此书在朝鲜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带来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一个‘奇士’寻找‘天下奇士’的亲身体验,才开始打开了当时朝鲜国内精神世界方面的封闭状态'①,因此,洪大容北京之行后,中朝文人的往来更为频繁、深人。汉阳叶氏家族与朝鲜文人的交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朝鲜文人与关公崇拜—以李朝文士的关庙书写为中心

明代以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知识界广泛流传,其中尤以关羽屡屡见诸李朝文士笔端。关羽忠勇兼资、神明助战的形象深入人心,除出现以关王庙为代表的一系列崇拜之物外,亦有以李朝将领陪祀关羽之例。文章旨在通过爬梳朝鲜文人的相关书写,分析其笔下的关公崇拜,尤其是关庙书写,藉以探讨此一时段关羽形象在东国的流变、受容与评价情况。

浅论张謇与朝鲜文人的唱酬诗交流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1882年（光绪八年）,他曾跟随吴长庆前往朝鲜,支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并与朝鲜士大夫结交。从此以后,他与朝鲜文人的交流在诗歌唱酬、书信等方面长达几十年,为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朝鲜文人对韩愈《别知赋》的接受

《别知赋》是韩愈辞赋的代表作,因其中寄寓了浓重的离情别思、深厚的知己之意、深沉的自嗟际遇之叹和强烈的积极用世之心而被后世积极效仿,甚至流传域外,为朝鲜文人所接受,并对其争相模仿,这是共同儒家文化圈影响的结果。但朝鲜文人并不是一味模仿,他们在仿作中也对《别知赋》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在表现技巧上将景物描写与心志抒发相结合,丰富了仿作的内涵;在思想内容上,通过追忆情境,加深了离情别绪,增强了作品的内在意蕴。

纪昀与朝鲜文人笔谈探析

本文以纪昀与朝鲜文人的笔谈为考察对象,探析纪昀与朝鲜文人笔谈交流的内容及其意义。现存的纪昀与朝鲜文人的笔谈往来一共有5封。纪昀与朝鲜文人笔谈交流内容丰富,其交流内容的侧重点多在文学方面,涉及文学观念、文学书籍两个方面。其关于文学书籍的交流又可分为经学文学类、史书类、图书编纂类三个方面。纪昀与朝鲜文人的笔谈交流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促进了中朝文学与中朝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借鉴,同时加深了中朝文人之间的友谊。

朝鲜文人李齐贤诗词中的西蜀之游

众所周知,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中国的儒教文化绝对地辐射韩国,中韩自古以来就频繁地进行文化交流。很多韩国古代文人出于多种原因直接到中国,李齐贤则是以公使身份来到中国,而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成为其创作灵感的直接源泉。他在中国期间结交了不少当时有名的文人学者,像张养浩、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兆等。而他作为有感即发的大诗人每到之处都有诗歌创作,特别是创作了一些有关四川的诗词。每当身临四川地区的名胜古迹时,都会表现出由衷的赞美之情;而看到四川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时,必有新奇而慷慨的抒情;每遇到中国文人时必有酬唱,吟出真挚而善感的情谊。所以有关李齐贤游历四川而创作的诗词,可以成为又一个考察朝鲜文人与中国关联问题的极好案例。分析李齐贤在元经历对于其诗歌研究和中韩学术界来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历史价值。

传得海东一瓣香——清代画家张深与朝鲜文人交流研究

清代画家张深在浩瀚的画史中籍籍无名,纵然在京江这一区域的画家集群里,他的绘画成就也不及被誉为“京江画派开派人物”的父亲张崟。然而笔者发现,在19世纪上半叶中朝墨缘的缔结进程中,张深却是朝鲜名士竞相结识的对象。他与金正喜、金鲁敬、金命喜、申纬、洪锡谟、洪显周等都有交往。本文主要以张深与朝鲜文人的往来尺牍、相关诗集为研究材料,试就张深与朝鲜文人的交往关系略作考察,并探讨张深的绘画作品在这一交游网络中所起的作用。

朝鲜文人李海应燕行诗三维解读

李海应随朝鲜冬至进贺使节团出使北京,写下诸多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燕行诗。其燕行诗描写沿途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抒发羁旅之苦与乡关之思,表达对大明故国的思念、对清王朝的抵触以及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思考与评判,记录其与中朝文人之间的诗歌唱和。李海应的燕行诗语言通俗平实,诗中大量引用汉典,并运用经典意象入诗。李海应的燕行诗蕴含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对研究清代历史与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