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政府对延边朝鲜族移民政策的演变

清朝末年,图们江对岸的大量朝鲜移民流入中国东部边境地区,对我国东北边疆形势产生重大影响。清政府为了应对越界跨国移民的局面,对东北边疆的封禁政策进行了调整,逐渐松弛了封禁政策,由被动封禁逐渐转向主动开放,并通过“通商局”、“越垦局”、“抚垦局”等边疆民治机关的设置,加强了对移民的管理,促进了东北地区特别是延边等东部边疆的开发。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移民问题的政策交锋——以本溪县达贝沟事件为中心

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了朝鲜并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数以万计的朝鲜人被迫移民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宣称朝鲜人为“日本臣民”(赵中孚等主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1,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508页),多次以“保护”朝鲜族移民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并干涉中国内政。为防止国土流失,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朝鲜族移民采取限制、排斥和驱逐政策。

清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对朝鲜族移民民族意识的影响

民族政策是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清王朝时期对东北边疆的封禁、移民实边和'新政'影响到朝鲜族移民~②的迁入和生存,而清王朝对朝鲜族移民的'逮捕'与'刷还','剃发易服'与'归化入籍',以及'国民一体化'民族政策,激发了朝鲜族移民保有朝鲜民族意识,并以生存利益为核心激发出中华民族意识。清代朝鲜族移民的两种民族意识具有分界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特点。

论跨国民族认同的场景与差异——以中国朝鲜族婚姻移民女性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每个人由于所处情境的不同,派生出多重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情境下,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互动多样,反映了跨国民族多重复杂的心理,同时也说明其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场景的变化,具有可塑性。因此,研究跨国民族的认同,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认识人类群体的本性。

另一种移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娘家的家庭战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时至今日,外嫁热潮虽然早已冷却,但是影响依然存在。通过对延边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从婚姻移民的送出方,即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调查显示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在城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教育达到阶层上升,也引发了娘家男性和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等间接效应。同时,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在遇到期待落空等问题时,通过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及跨国打工持久化等来调适。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族,家族扮演了父权制家长的角色,但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致的。

清末民国亲中朝鲜(族)垦民典型个案研究——以国家认同为视角

朝鲜移民迁入中国后,经历了中朝边界纠纷、沙俄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间岛"问题等诸多重大政治事件。面对中外不同政治势力,在不同历史阶段,朝鲜族移民在政治认同上都有亲华与非亲华派别、阶层之分,对此朝鲜移民自身也坦然承认,从不避讳,在反抗日本侵略斗争中也从未停止过对亲日派的打击。中国对于亲华的朝鲜族垦民或人士也尽己所能做到了"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如对玄德胜、李同春等人的任用与保护。因此,当"间岛"问题出现时,部分朝鲜垦民喊出表明其领土、身份归属认同的"中华之地"、"中华之民"等呼声是其真实的心声,而非取悦于清廷的应景口号。

《泪洒豆满江》体现的新型移民方式

19世纪朝鲜民族的移民史以充满血泪与艰辛的受难史而为人所知。描写朝鲜民族移民史的许多文学作品也时常深深地印刻着苦难的基调。而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创作的中国朝鲜族移民小说《泪洒豆满江》则是以温和而非苦难的基调,不再着力刻画两种极端的,以固守传统文化与放弃自身身份为代价的移民方式,展现了作为"中间者"的新型移民方式的可能性。这可以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同性、杂居性、主体的分裂、边缘人群等理论进行说明。本文利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分析在朝鲜民族移居过程中所体现的新型移民方式,同时探索朝鲜族文化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前景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