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甲午战争后,在朝鲜出现了日俄争夺的局面,相继发生了乙未事变和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对朝鲜的认识,并为日本"改革"朝鲜积极地出谋划策。乙未事变发生后,其极力为日本在事件中的罪行进行辩解,并劝说日本贷款给朝鲜,希望以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俄馆播迁的发生则使俄国在朝势力进一步膨胀,面对这种形势其主张由此前日本单独"改革"朝鲜转变为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并暗示日本不会放弃既定的朝鲜政略。此后,为达到缓和日朝关系、增强日本在朝影响力的目的,其又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这一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几乎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对朝鲜表现出极端的蔑视。

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的朝鲜观

江户时期日本人的朝鲜观是一个集尊敬、蔑视、侵略于一身的混合体。对于朝鲜的尊敬之情来自于身为岛国的日本在吸收大陆文化方面的不便。而这种复杂的朝鲜观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蔑视朝鲜的心理。到18世纪末,最终因海防问题而演变为主张侵略朝鲜。以上这种复杂多元的朝鲜观在日本江户时期文人儒士的观念意识上均有所体现,而此种观念又会作用于当时的国家关系并产生持续的影响。

黄遵宪《朝鲜策略》缘起及其朝鲜观探析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受到西方势力冲击,清朝传统华夷体系面临严重挑战。清政府仍然欲求同朝鲜王朝维持宗藩关系,重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并极力劝说朝鲜王朝开港通商。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弘集访日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积极游说金弘集设法劝导朝鲜君臣与西方列强立约通商,以便抵御沙俄南侵。本文主要论述了黄遵宪"劝策朝鲜"的动因,并分析了金弘集与清朝驻日使臣的数次笔谈经过和《朝鲜策略》撰写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进而阐释了该册子中所体现的黄遵宪外交思想和时局观及其朝鲜观。

吉野作造的“朝鲜观”——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妥协

吉野作造(1978—1933)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的"朝鲜观"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5年至1915年,这一时期吉野对朝鲜问题涉及不深,仅仅围绕"朝鲜同化论"简单发表过一些看法;第二阶段为1916年3月实现了对中国和朝鲜的实地考察之后,在承认日本对朝鲜统治权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殖民统治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第三阶段是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发生之后,面对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而提出的"日朝命运共同体论"。可以看出吉野作造的"朝鲜观"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合理观",即在承认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前提下,提出了改良性质的"殖民地的自治"与"保全论",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同时,又对其有所妥协。但是他忽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本身,如果某种逻辑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对这个逻辑进行怎样的修补,都不能掩盖这个逻辑本身的错误。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19世纪末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朝鲜观——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朝鲜,从未进入西方世俗世界的视野中。这种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和崛起的日本都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朝鲜。伴随着列强侵略的进程,"隐士之国"朝鲜被揭开了神秘面纱。在向世人揭开朝鲜面纱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务杂志》(TheChinese Recorder)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西方传教士长久生活于朝鲜社会中,更少有功利性,因而反映的朝鲜面目更具有真实性和全面性。

梁启超朝鲜观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梁启超关注朝鲜问题,有一个逐步深入、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朝鲜甲午更张后、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前后、朝鲜被日本吞并前后等三个时期入手,研究分析梁启超相应的代表作,找出其在不同时期对朝鲜问题关注的重点,探寻其写作的目的和动机,梳理出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变迁过程,揭示出梁启超关注朝鲜问题的根源,即对中国处境和命运的担忧,对清政府和民众的警醒,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

试析朝鲜的中国观

中世纪朝鲜历代王朝的"事大"对象不是中国某个国家实体,而是特定的汉民族,"北伐论"与"北学论"就是例证。然而,随着韩国进入近代化进程,其中国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一方面贬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企盼中国的强盛。其结果,朝鲜对中国的认识由"仰视"变成了"平视"。

略论梁启超对近代朝鲜的认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东亚三国中国、日本、朝鲜处于一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旧交替过程中,梁启超作为一位极度关注国际发展格局的政论家,对朝鲜的国情一直保持高度关注,1896年至1911年他陆续发表过多篇关于朝鲜的文章。在深入阅读梁启超的朝鲜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我们将依据时间顺序来探讨梁启超对近代朝鲜由浅入深的认识演变过程及其关注朝鲜问题的本质。

论福泽谕吉对朝鲜壬午兵变的认识

福泽谕吉受日本历史上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以及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实例与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影响,在最初的论著中已表现出对朝鲜的蔑视。壬午兵变时期,福泽基于对朝鲜的充分了解,一直强调使用武力的重要性,表现出希望日本政府武力解决兵变的强硬论。兵变后,福泽对日本政府在日朝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的同时,再次强调在日朝关系中要具备强大武力的重要性,以及提醒日本政府防止清政府对朝鲜的"教唆",并希望日本政府返还朝鲜的赔款来改善日朝之间的关系。

朝鲜型"华夷观"与其当代民族主义辩证关系的研究

以域外汉籍《燕行录》华夷观的嬗变过程为切入点,考察明清时期朝鲜士人的文化心态,分析朝鲜文人的对华心理,梳理朝鲜士人在明清鼎革时期华夷观嬗变的整体脉络,并剖析朝鲜华夷观对当今韩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阐释现当代韩国民族主义与朝鲜华夷观的辩证关系,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文化输出以及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提供具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