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期货操纵法律监管改革及其启示

监管不力与投机过度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酿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此背景下,美国金融改革法案第七部分《华尔街透明与责任法案》集中设置了期货及衍生品监管的相关改革措施,明确规定明知相关信息系虚假、误导性、不准确的报告,或者不计后果地漠视相关信息属于虚假、误导性、不准确的报告,经营主体仍然通过传递或者促成传递此类虚假信息的手段实质性地影响洲际期货交易的价格以及市场反应并进而从事相关期货交易的,属于非法操纵期货市场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完全以机械的持仓量、交易量标准替代法律分析标准,势必造成刑法设置的操纵期货市场罪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拓展期货操纵的监管范围,以深入的期货监管与司法实践充实反期货操纵原则性规范的发展性内涵,对不断更迭的期货操纵行为类型作出及时的政策反应。此外,应通过构建预防性与惩罚性适度并重的反期货操纵政策定位,强化期货法律监管的针对性,填补反衍生品操纵监管空白,在期货领域实现反市场操纵司法实践的突破。

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风险防范路径

人工智能依托发达的神经网络可进行深度学习,有望推动金融领域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本质为滥用优势,非法控制市场。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风险加剧,须明确“滥用”的判断余地、适时引入市场准入机制,重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体系,考虑增加“滥用技术优势型”操纵市场行为,以期防范犯罪风险,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维护证券、期货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

期货市场操纵监管:权力配置与介入方式

期货市场的反操纵法律需要通过高效完善的监管体制来落实,且反操纵监管执法的成本不能超过操纵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期货市场操纵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涉及监管权配置、监管介入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自律监管应当与政府监管相结合,并将自律监管定位为操纵监管的一线力量,政府监管则作为自律监管的重要补充与外部约束。在监管介入的方式与措施方面,则包括事后基于损害的惩罚型监管,事前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的预防型监管,以及事中通过市场干预实现的干预型监管。惩罚型监管需要与预防型监管、干预型监管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期货市场操纵的有效规制,其中特别强调干预型监管介入应当以一定的原则和限度为基础。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客观行为评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采纳了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使得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方式更加完善。观察现行《刑法》182条的规定,不难发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本质特征是滥用优势非法控制市场。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现行法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为了弥补不足,建议充分考虑前置法的规定以及判断机制,审慎适用有关司法解释中“兜底的兜底”条款,在必要时可将金融科技有关内容作为构成要件考虑纳入182条之中。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犯罪行为的刑法分析

操纵主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我国新刑法中设立的一个新罪名 ,1999年 12月 2 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修正案的形式将这一罪名改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作为一种危害较为严重 ,但实践中又很难认定的证券、期货犯罪———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其罪名的设立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和争议。本文仅就刑法中这一犯罪的构成特征及其运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一浅析。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历史流变、犯罪本质及刑法完善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经历过三次变革:在建章立制时期,《刑法》设立了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为刑事司法规制操纵行为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法律变更时期,《刑法》修改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要件,确立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制度架构;在刑法体系建构时期,《刑法》补充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模式,确立了以《刑法》为中心,以司法解释和立案规定为补充的刑事法治体系,明确了定罪、量刑的基本要件。在上述变革过程中,刑法的修订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刑法的适用也呈现出对行政违法性的依附性特征,这主要源于理论和实务中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本质认识不足。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本质是行为人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人为控制或影响证券、期货市场行情。围绕这一本质特征,现有的司法解释仍需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将“跨现货、期货市场操纵”修改为“跨市场操纵”;第二,将滥用程序化交易设备的操纵行为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示;第三,取消以违法所得作为入罪条件的规定,保持操纵行为入罪标准的一致性。在未来时机成熟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上述修改予以确认。

如何认定期货操纵

操纵是期货市场的天敌，期货立法和监管的首要任务就是有效地打击操纵。1997年修订的刑法并未就操纵期货市场作出规定，1999年刑法修正案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基础上增加了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进一步作出修正，

期货市场操纵行为与监管要点研究

期货市场操纵与期货特有的交易规则有关。本文以期货交易中多头市场操纵者聚集资金,控制多单数量,迫使对应空头无法交割足够的仓单而被迫高价平仓,进而获取利益的操纵市场方式为研究主线,讨论在现有制度下期货操纵行为的特征。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期货操纵技术核心分析,交易规则影响,定量分析公式,操纵相关参数、阶段特点,以及与股市操纵的差异,最后给出监管建议。

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犯罪的认定及防控对策

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四种,对于私下对冲、吃点、换仓、欺诈客户行为、利用代理之机,赚取差价等违规操纵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犯罪的防控对策主要为完善期货立法、建立完备的期货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对期货市场的有效监管、实现与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联通、设立专门机构打击、治理期货犯罪等。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客观方面研究

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表现极为复杂 ,由于事实上行为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操纵股票、期货交易价格 ,我国刑法借鉴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 ,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方式采取明文列举并辅之以必要概括的形式加以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第 1 82条的规定 ,本罪客体方面的具体行为方式有诸多表现 ,如联合操纵和连续买卖、通谋买卖、自买自卖以及以其他方式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

操纵期货市场罪的立法比较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一个成熟的期货市场,公平竞争是其内在的根本属性。而操纵期货市场价格的行为却使得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严重侵犯,人为地制造期货行情假象,扰乱了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本文通过对操纵期货市场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比较了各国禁止操纵市场行为的立法例,针对我国的禁止操纵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定怎样才能有效的防止操纵期货市场行为,作者认为需要减少限定性约束。

关于操纵期货、证券交易价格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 1997年刑法设立的新罪名 ,1999年 12月 2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又将其改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此罪的设立和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与争议。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立法基础、概念与构成要件、认定、处罚等若干问题的探讨 ,有助于正确认定此罪 ,准确适用刑罚。

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看兜底罪名的价值

自1997年《刑法》创设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至今,一方面,经历时代变迁后,该罪的法定刑已经无法与其社会危害性相符;另一方面,随着新型操纵行为的出现,广义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罪名框架已经无法承受社会的挑战与满足期待,尤其是在我国分别规定交易型操纵资本市场犯罪与信息型操纵资本市场犯罪的情况下,兜底条款的适用限制不可避免。考虑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欺诈本质,可将诈骗罪作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兜底罪名加以适用,这样一来可在实际上提高法定刑适用,二来可规制无法纳入兜底条款的操纵资本市场行为。当行为同时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时,从一重罪处罚,无需通过立法的修改实现。

论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

本文对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的构成要件、未完成形态、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其未完成形态没必要予以犯罪化;分析了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的共同犯罪形态认定问题以及本罪与编造并传播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界限。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研究误区勘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规定的"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移风险"长期被误读,实际上该条规定之罪并非目的犯。修正案(六)删除"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深层次原因研究亦存在误区。该条文修正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变更为选择性罪名,通常认为同时实施操纵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行为无需数罪并罚,实质上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应选择按一罪论处或者数罪并罚,罪数理论可以为研究选择性罪名提供全新的研究途径。

抢先交易刑法规制全球考察——比较法视野下市场操纵犯罪法律完善的启示

世界各国经济刑法均以市场操纵犯罪来规制抢先交易,这为我国刑法把握抢先交易的属性与构成要素,从结构上完善我国刑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刑法应明确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的解释机制,通过准确地规定实体标准与建构实用的司法操作程序提高惩治操纵资本市场犯罪的实效,并将利用信息诱导市场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期货市场操纵构成要件论

期货市场操纵行为一般形态的构成要件问题尚缺乏统一认识。从我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2条的表述看,构成操纵似乎只需要两个要件,即使用了法律所列举的操纵手段,且影响了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既有的期货市场操纵案件处罚决定将操纵的构成要件归为操纵行为和价格影响。立法表述遗漏了一些必要的构成要件,处罚案件则存在循环定义的问题。构成期货市场操纵实际需要四个要件,即操纵能力、操纵意图、人为价格和因果关系。其中,操纵能力是前提,解决的是具备什么样行为特征的交易者需要被纳入审查范围的问题;操纵意图是关键,解决的是区分合法与非法行为的根本标准问题;人为价格是结果,解决的是对市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才会被归责的问题;因果关系是纽带,解决的是如何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幌骗的“罪”与“罚”——美国行政监管与司法实践的借鉴

境外市场高频交易开展得如火如荼,幌骗成为操纵市场、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主要手段,且已被明文禁止。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747条新增"幌骗"作为新型扰乱市场行为,并明确列举行为方式,在主观要件上降低了故意的标准。借鉴美国证券期货监管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有必要未雨绸缪制定规范幌骗等新型操纵行为的监管立法和实施细则、完善程序化交易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备案登记制度,并构建交易所自律和交易商自我约束的多层次风控体系。

《多德—弗兰克法》期货市场反操纵条款研究

CFTC于2011年7月7日正式发布《多德—弗兰克法》第753条,即期货和掉期市场反操纵条款的实施细则,规定任何商品期货与掉期操纵或试图操纵皆属违法;并以"轻率"(recklessness)取代"故意"(intent)作为操纵意图的最低标准,以"终局推定"取代"经济分析"证明存在价格扭曲,从而降低了操纵打击难度,完善了期市反操纵架构。基于美国经验和我国现状,有必要在未来期货立法中明确界定期市操纵及其构成要件,合理分配剩余立法权,建立层次化的证明标准与追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