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三个崛起”与朦胧诗理论现代性的三种指向

“三个崛起”的诗歌理论为朦胧诗的出现进行鼓与呼的同时,也彰显了一种繁复的现代性指向,那就是在理论的研究对象与思想的先锋上承续五四反传统的余脉,表现了青年性和审美的特点。进而在诗歌研究的内部呈现了从五四以来的“个人—人民—自我”的观念流变,“自我”成为这一时期朦胧诗的核心特质。最后,“三个崛起”从历史的、审美的和现实的维度给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理论指向,是论战学理性的表现,也是理性精神的再一次张扬。

《诗探索》与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争

《诗探索》是新时期诗学场域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刊物。在“朦胧诗”论争中,《诗探索》以其全面把握诗坛的宏观视角、坚定的诗学立场,对当时的诗坛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审视、反思与纠偏,对论争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政治批判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抵制,较好地维护了新时期正常诗歌批评的开展。在诗学观念层面,《诗探索》由于摒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在“自我与时代”等论争中重要命题的回答上,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态度,既肯定“小我”,也强调了“时代”的重要性,既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也并未放弃对文学功利性的体认。

“意象光”与朦胧诗——田黎明绘画艺术探析

探究水墨人物画家田黎明的绘画艺术风格,对探索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该文梳理有关田黎明水墨人物画的文献,将其绘画艺术风格概括为平面性的“意象光”、光斑下的色墨交融、自然精神下的朦胧意境,并结合具体绘画作品,分析田黎明如何将光影元素转化为独特的绘画表现语言,从而创作出自然精神下具有朦胧意境的作品。

《诗刊》与朦胧诗的兴衰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狂欢,朦胧诗作为其中一部分,受到了学界和大众广泛的研究、关注。朦胧诗的兴起衰落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诗刊》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诗刊》发表朦胧诗作和朦胧诗论争文章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朦胧诗潮"中的作用。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9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史料的发掘呈现,"朦胧诗"的时空边界构成有了持续的扩展,在时间上追溯到了60年代,在成员构成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现和扩大。随着当代诗歌历史的演变,有些问题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和廓清。

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

“朦胧诗论争”除了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外,也体现了朦胧诗人与老一代归来诗人之间新代表的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对峙与沟通。本文从“代沟”入手,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通过大量诗歌创作和人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试图对朦胧诗崛起后的命运以及论争背后的动力寻找一种新的解释,考察“代沟”在论争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对“朦胧诗论争”中艾青立场的重新审视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前后立场的改变,呈现出丰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识的影响,有随个人身份地位提升而来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有对诗坛话语权的争夺,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对艺术价值的坚持,也有人事方面的误会。通过对艾青立场的审视,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背景"归来"的两代人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摩擦,在生动的细节之中去读懂历史,进而思索如何走出民族的"世纪难题"。

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解读。这里有人事关系的某些误会,也存在着诗学趣味某种的分别。不过,从更深的角度分析,艾青的批评又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察,或者说是出于对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创作问题的觉悟。艾青的诗歌观念中包含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中国新诗"形态"的理想,正是从这一理想形态出发,他对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充满了预见性的隐忧,其诗学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朦胧诗、新诗潮与“今天派”:一段文学史的三种叙述

在对新时期文学史的叙述中,民间刊物《今天》被裹挟在"朦胧诗"的论争中,"朦胧诗"、"新诗潮"、"今天派"三个概念常被混为一体。其实,三者相关却并不相等,没有"今天派"就没有"新诗潮",没有"新诗潮"就没有"朦胧诗";而且,一方面经由"朦胧诗"的命名与论争,《今天》的诗人与诗作扩大了受众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场论争之后,主流文坛以局部的收编与吸纳的方式更深地压抑了《今天》杂志的存在。而这种压抑甚至深刻影响了今天的文学走向。

谈朦胧诗美学追求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朦胧诗作为诗坛上曾出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诗歌样式,它的美学追求具有三方面特点:陌生化、个人化和民间化,探求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文学追求,是为了回顾和肯定它对我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贡献。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朦胧诗的语法特征到文学性的实现

文学性是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朦胧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之一,其文学性的阐释还不够深入。认知语法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学范式,其语法本身有意义、语法选择体现思维选择的基本理念,可以为朦胧诗文学性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即从诗歌语言的特征入手,探讨其意义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从概念化和哲学意蕴这两个层面进行朦胧诗文学性的解读。这样的研究理路的优势在于能够发现以往朦胧诗研究没有发现的问题,同时可以对曾经解释不十分明晰的问题提供基于认知科学的解释。

论朦胧诗人的生命意识

朦胧诗大胆冲破了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禁忌,成功地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朦胧诗作品最终的指向与文学接受的规律是一致的;朦胧诗的语言表现正是对那些传统手法的有力冲击和突围;朦胧诗人们追求艺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本质也正是我们的思想对生命的郑重关照。

从“地下”到“地上”——传播视野中的朦胧诗

朦胧诗对现实的“介入”性,曾经给它带来了荣耀。但鉴于其边缘性话语的性质,它对权力的拆解却是有限的。本文认为,朦胧诗在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中,它在权力话语结构中的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为争取“合法化”的传播策略,具体表现为:以“民刊”为媒、用“叫喊”的方式放大音量、与非文学力量合流,共谋切入公共话语空间,等等。

朦胧诗的“传统”继承与新诗危机

本文旨在分析朦胧诗对于诗歌"传统"的继承问题,及这种"继承"所带来的自身精神危机和新诗发展的"危机"。本文指出,朦胧诗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出现,其实掩盖了自身对现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由于朦胧诗人的"自我"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断裂,便不免因现实绝望而陷入虚无主义。总体而言,朦胧诗真正接受的只是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很难说真正取得了现代诗的"真经"。朦胧诗虽带来了诗的转机,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发展的危机。

论“前朦胧诗”的意象革命

为巧妙对抗文革的政治高压和喧嚣矫情的"红色战歌","前朦胧诗"通过思想知觉化的方式,婉转地传达诗人们的迷惘、渴望与反叛的情思,恢复了以客观外物呈现心理世界的"心象"原则。"前朦胧诗"既故意拆解、颠倒当时流行的话语模式和意象语义系统,解构了太阳、春天和大地等传统的圣词、公共象征,又自觉创造"鱼儿"、"火"、"秋天"、"黑夜"等私设的个人象征意象,在破与立两个向度上完成了对传统意象艺术的变革与超越。"前朦胧诗"在讲究"心象"原则与象征之道的共同前提下,注重彰显抒情个体意象的差异性,为个人化写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不但各人有各人意象的呈现方式和表现形态,并且一个诗人个体也时常表现出多种风格。"前朦胧诗"的意象革命节制了抒情,以含蓄、朦胧效果的获得,促成了把握世界方式的立体化、间接化和内部化,对后来的"朦胧诗"构成了深刻的艺术启迪。

朦胧诗中的语象符号再符号化现象探析

诗歌中的语象符号是一种引导审美感受和传递美学信息的艺术语符。语象符号的形成是对日常语言这一庞大初始符号的改造和变异。朦胧诗语象言此意彼的变异过程在符号学视野下实质是语象符号在特定诗歌系统中的再符号化过程,该过程通过隐喻方式和作为中介的诗歌语言系统得以实现,朦胧诗语言运用大量语象凸显其反传统、反日常的语言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