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决羁押制度的比较分析

英、美、法、意、日等国家的未决羁押制度融入了法治的理性,未决羁押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并在程序与实体上均由法律加以控制,从而较大程度地防止了对羁押权的滥用,对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等合法权利给予了较为充分的保障。相比之下,中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已经越来越凸现出诸多的根本性缺陷,制度的借鉴与重构成为司法改革之亟需。

从超期羁押看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建立——兼评刑诉法第二修正案相关规定及完善

超期羁押这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顽疾,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现代化、人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已无立足之地,而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无科学、合理的未决羁押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决羁押的零星规定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完善的未决羁押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我国台湾地区未决羁押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未决羁押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逐步调整完善了关于未决羁押的决定权、适用要件、羁押审查程序等多方面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未决羁押率高、羁押决定机关不独立等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盘点、分析台湾地区未决羁押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实施效果及其中的经验得失,可以为大陆地区改革完善未决羁押制度提供必要借鉴与参考。

我国未决羁押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未决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在西方法律论著中，未决羁押通常被称为“审前羁押”．

少捕慎押刑事政策背景下未决羁押制度的完善进路研究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司法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降低诉前羁押率对落实人权保障、提高司法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在探讨限制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路径。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被党中央确定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该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降低未决羁押率。通过调查发现,自从少捕慎押政策出台以来,一方面国家逮捕率和诉前羁押率都明显降低,整体上取得了不小成果;另一方面在少捕慎押政策贯彻落实上还存羁押率“注水化”和“泡沫化”、逮捕羁押措施适用相对机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没有被充分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有司法机关容错机制的缺失、人权保障观念缺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未决羁押相关的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因此,在建立容错机制、增强人权保障观念的同时,更需要完善未决羁押相关法律制度,使少捕慎押政策得到充分、长久、有效落实。

我国未决羁押的适用现状及其规范化探析

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羁押制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息息相关,如果适用不当,会造成任意羁押和错误羁押情况的出现。因此在适用羁押时必须要严格遵循必要的司法制度,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未决羁押制度并无明文规定。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未决羁押的现状以及借鉴域外经验,提出相关的完善及建议,以期对我国未决羁押现状的改变有所裨益。

比较法视野中的未决羁押场所设置

长期以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审判前被羁押的场所问题。我国学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不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加以研究。然而，随着一些学者对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和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背景下，理论界开始逐步注意到未决羁押场所设置并非一个小问题，而是与公民的人权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学术界开始强烈呼吁对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进行改革，建议看守所脱离公安机关的领导，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以便减少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等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周密的论证。为此，笔者通过对西方国家未决羁押场所的设置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对上述问题给予积极的回应。。

国际法视野下未决羁押的法律控制

在我国，未决羁押“并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修改后刑诉法对拘留和逮捕制度进行了完善，意味着我国以拘留、逮捕为核心的未决羁押制度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就未决羁押制度本身而言，很多方面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这方面，国际人权和刑事司法准则提供了重要立法参考。

久押不决案件及其检察监督机制的构建——以B市H区为案例的讨论

久押不决案件长期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公安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文章旨在对久押不决案件进行全方位分析,在探究其成因、特点、是否违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和工作实践,力图构建纠防久押不决案件综合治理机制,为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改革提供思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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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间》陈瑞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陈瑞华对中国刑事诉讼和司法体制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成果之一。它以“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为研究丰旨，对司法权的性质、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未决羁押制度，法院变更起诉问题、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刑事证据规则，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以及公共处罚的第三领域等问题，作出了全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