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未发之中”看阳明心学特质

阳明认为未发之中既指心体纯是天理,即"有"的一面;也指心体鉴空衡平、无滞无染,即"无"的一面。心体廓然,无所偏倚,不牵于一理,不蔽于一隅,则必然发皆中节,感而遂通,妙合当时。这就是阳明"无中生有"的学问,而谨守其心即是达到无中生有境界的学问工夫。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王夫之对“未发之中”的辨析——兼与陈科华先生商榷

"未发之中"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陈科华先生认为,王夫之所理解的"未发之中"是指"情动于内而将欲发乎外的那一时刻段",或者是"已产生喜怒哀乐之情,而它们却又暂‘逗留’于内而未发于外"。陈科华对王夫之所说的"未发之中"的理解是错误的。王夫之认为,"未发之中"其实就是指"性",或"性善"。

"以心体之"而求未发之中——兼论杨时的"中"论思想

杨时作为两宋之间重要的理学家和承继者,自宋南渡后,以理学中的天理论、人性论、诚论为思想体系,把洛学传承到了闽地,发挥了北宋二程时期的理学思想.本文以杨时的"中"论思想为基础,简要概述一下其理学思想及脉络.

王阳明“未发之中”说新解

王阳明之前的理学家们将《中庸》之未发说与"未发之中"简单地等同,而他却自觉到常人未发之不中的可能。通过分析未发之不中存在的条件与原因,指出王阳明在此问题上的立言宗旨,这便是王阳明看似矛盾理论的原因。常人未发之不中的可能性只作为教化世人的权说被阐发,阳明本质上仍主张未发之中与《中庸》未发说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常人那里确实存在未发之不中的情况,这决定了未发之中概念在使用时的局限性。

从“未发无不中”到“未发或有不中”——论理学对“未发之中”的讨论

"中和问题"是我们审视理学发展脉络的绝佳视角。程颐、吕大临、朱子、王阳明论"未发之中",或基于直觉的立场,或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但都注意把区分儒释之别放在优先地位,强调通过修养功夫实现学以成圣。通过对诸贤论"未发之中"问题的梳理,可以揭示出理学在论"未发之中"上问题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原因。

“未发之中”:实然心、气化良知抑或超越之体?

《中庸》"未发"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探讨,其中朱子、船山和牟宗三是较具代表性的三位思想家,其观点分别代表了理学、气论哲学与新儒家学说。朱子持分离解,以心性二分立论,主张以实然之心凝聚众理,然后发之中节合宜;船山持生成解,他认为"未发之中"包含着气化良能之心的挺立、意志之起用、人性之生成、人情之表露,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牟宗三持内在超越解,他以超越之心为核心解释"未发之中",强调超越之心在逆觉工夫下实现自我超越,主宰情感使之顺畅条贯,中节合宜。以上三家学说,各有立论依据,皆具合理之处。然通过分析《中庸》与简帛《五行》,可以看到"未发之中"指涉的是认知心对道德实践的作用,其核心是偏向于理性认知的心之思。

道学南传视域下的龟山“未发”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龟山(杨时)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聚徒讲学,整理二程遗著,并对一些重要命题予以继承、发展,使吴中成为洛学入闽之中介。龟山特别重视《中庸》"未发"之中,其承明道"默识体仁"之理路,发展出"静坐体认未发气象"的工夫途径,并下传豫章(罗从彦)、延平(李侗)、朱子,形成了理学史上著名的道南一脉。但同时,他又忠实地记录、保存并教授了伊川"主敬涵养未发之中"的工夫理路,后者三传后由朱子重新庚续并发扬光大。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思想重释

历来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无善无恶”,学界多以至善无恶与无执著性解之。两种解释路向固然在阳明学中渊源有自,但也蕴含张力,不好统一。良知心体作为善的根据和来源,被强化为至善无恶之善,这与先前儒家所论尚无实质区别。但考诸阳明的说法,他以“无善无恶”说心之体,还表达了两层“无”的意义:其一是未发之中义,指良知心体未显发时不显露自身之为善的内容和标准;其二是自然知觉义,指良知心体遇事是非善恶自然知之、自然觉之的发用特性。阳明以“明莹无滞”,也即无执著性统称这两层含义,是其在佛道之学的影响下创造性诠释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良知心体未发之中、自然知觉二义,分别指的是隐默之知与当下呈现。

静中体验未发——南剑三先生一脉相传之指诀

洛学南传中,程门弟子杨时一传同郡罗从彦,再传同郡李侗,李侗传朱熹而后发展出闽学。这一脉道南传中,杨时、罗从彦、李侗因都是南剑郡人而被称为南剑三先生。重视《中庸》,发挥《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思想,注重未发之大本,倡导"静中体验未发"是南剑三先生一脉相传的进学方法和进德之要。其中杨时提出对未发之中,要在燕闲静一中"身体之,心验之";罗从彦主张静处观心,体验未发气象,并躬行以静坐;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从杨时经罗从彦到李侗,静中体验未发的方法既得到发展,也出现了消解的成分。而这些发展和消解既为朱熹批判地继承,又为朱熹的集成思想开拓出一些思路。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朱子两种主“动”的涵养工夫辨析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特点以及工夫格局中的位置迥异,故均冠以"涵养"易引起歧解,应在名称上予以规范,宜以"涵养"专指下学,以"存养"转表未发,即下学涵养与未发存养。

吕本中“活法”说内涵生成的理学观照

对于作家诗论的解析不可脱离其知识构成凿空而论,解析吕本中"活法"说的形成与内涵亦是如此。吕本中的理学修养深刻影响了其诗论的形成与发展,其"活法"说的提出即是吕氏将理学修养与文学创作建立联系的产物,而其内涵则与杨时"执中"说存在着逻辑构建上的相通。

王艮义理的两重结构与道家化倾向

心斋心学义理有两重结构。第一重结构,在本体上以良知是自然天则,先天具足,当下即是;故在工夫上不假安排,直接以百姓日用是道;在发用上则以淮南格物为基础,安身为本,倡明哲保身之说。第二重结构,在本体上将心体定为未发之中;在工夫上知中修中养中执中,致中和之乐;在发用上则秉持道德的理想主义,欲建设王道社会。此两重结构,表现出较大的矛盾性与冲突。第二重义理是在宋明道学领域内的正常发育,而第一重将人性自然化,此类于庄子,以日用为道又无异于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保身为宗旨无疑又近于杨朱等人,从而使自身渐离阳明心学,在无意间滑至道家的方向。

王阳明的中庸修养论

王阳明的中庸修养论徐儒亲王阳明的学说，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其核心是“致良知”，而贯串于其中的方法和准则乃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中正而不偏颇，适中而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而适得事物之宜的正道。庸，有两种含义：一作平常而普遍解，二作运用解。综合“庸”字的...

论“中”在儒学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先秦儒家将“中”视为最高行为准则。孔子有“中庸”、“中行”之说，其中的“中”乃“无过，无不及”之义。这就是说，“中”是指人的行为处处合乎道德规范。孟子进而提出“执中”之说，又辅之以“权”，亦言人须灵活机动地“中道而行”。到了《中庸》则“中”除原有之价值意义外，又带上了本体论意义，成了“天下之大本”。就是说，它既是天地运演之法则，亦为人的行为之规范。自此直至宋明理学均在“天人”契合处言“中”之义。从现代观点看“中”绝非“调和”、“折中”之谓，恰恰相反，它是古代儒家士人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提出的极严格的自我规范，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但同时“中”又含有依据具体情势选择最佳处世之道的意思，具有灵活性。

王阳明论未发已发

中和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未发之中"和"思虑未萌时功夫"。宋儒将"未发"与"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在解释"未发是中,而已发却有不和"、"喜怒哀乐未发时是否是中"等问题上面临困境。阳明以"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明确未发已发体用不离。他通过对"未发"与"中"的解析,指出"常人未发之中未能全得",解释了"未发是中,而已发却有不和"的现象;通过对"戒慎恐惧亦是念"的诠释,不但消除了以时间先后论未发已发的可能,而且从本体、发用、功夫三方面,较为圆满地解释了"何思何虑"与"戒慎恐惧"的统一性。他论证了"未发之中"即在已发中,本体之"寂"未尝离"感",对部分儒家修行者欲以无念为功夫求"未发之中"的错误进行了剖析和校正。阳明对中和问题的讨论可视为对明道《定性书》的发挥与展开,其于概念之分疏,功夫之辩证,对整个宋明儒学义理系统的完善无疑有巨大的价值。

翟震川的哲学思想述论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由于王阳明的及门弟子王龙溪等人到水西书院来讲学,阳明后学俨然在皖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学术的中心,产生了大量阳明后学的传人。泾县的阳明后学翟震川是阳明学的再传弟子,深受王龙溪的影响,抵达了戒惧慎独之真机、中和位育之化的境界。他上承洙泗濂洛,面对明朝的社会现实,注重心即事,事即道,经世致用,学宗孔曾思孟,合外内之道,有意纠正阳明后学的空寂之偏。从格致诚正、家国天下,蔼然一气流通来讨论心学问题,也反映了阳明后学的思想起伏。